唐詩圣用方言和熟人寒暄。 海南日報記者 宋國強 攝

　　能說七八種方言的王玉剛。 海南日報記者 宋國強 攝

　　方言的文化和學術價值已經引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重視，各地有識之士也在行動，研究、保護和傳承本土方言。

　　海南是個公認的“方言寶庫”，島上通行的除了普通話，還有黎語、海南閩語（海南話）、儋州話、臨高語、客家話、村語、勉語（苗話）、回輝話、軍話、附馬話、那斗話、廣州話、邁話和壯語等14種彼此不能通話的語言和方言。

　　貌似任何地方的西部都有著其傳奇色彩，海南也不例外，僅從語言現象來看，海南島14種方言西部就占了12種。僅儋州市境內就存在8種方言，其中那大鎮更集齊了全市的方言，置身那大市井，便可感受到什么是南腔北調，仿佛這里的人們生活在“巴別塔”之下。

　　從本期起，海南周刊將陸續推出“探源海南方言”系列報道，敬請關注。

　　在儋州那大，73歲的唐詩圣頗有些名氣。名為“詩圣”，自然和詩有些淵源，但他最絕的是嘴上的功夫——他能講儋州地區通行的8種方言。

　　這位精神充沛的老人，說話音量有點大，卻非常儒雅。從他的嘴中，能夠冒出軍話這樣的北調，也能說出儋州話這樣的南腔，此外還精通客家話、白話、廣州話、臨高話、海南話、普通話，黎語和苗語也能“說說”。

　　一人能講8種話

　　“么漏擺？”（臨高話，你去哪？）

　　“落該啊。”（軍話，逛街啊。）

　　“食早了么？”（客家話，吃早飯了嗎？）

　　唐詩圣習慣早上6點鐘起床，然后到街上散散步，遇到熟人就會寒暄幾句，碰到說軍話的，就用軍話來打招呼；碰到說儋州話的，就用儋州話來打招呼；碰到說客家話的，就用客家話來打招呼……

　　唐詩圣，1939年出生于儋州三都唐屋村一書香門第，“四人名列儋耳志，五代書香雅人家”，其父親唐虞政曾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成為筆友互和詩詞，董必武稱他為“儋州雅人”。

　　7歲前，唐詩圣都生活在三都，這里屬于海邊，家人及周邊居民都講儋州話，也稱海邊話，那時，他只會講儋州話。1946年，唐詩圣被父親送到當時為儋縣首府的新州念小學，在學校里他接觸到了儋州話的另外一種讀音，也就是字音，專用于吟詩作對。

　　1948年，唐虞政被那大第二中學評為教師。1952年，小學畢業的唐詩圣隨父親到那大二中讀書這一經歷，讓他的舌頭與眾不同。當時，那大雖不是縣政府所在地，但是因為其地處儋州交通要道，各個鄉鎮的學生都到那大二中讀書，讓這所學校成為“語言博覽館”。

　　“有來自南豐講客家話的同學，有來自和慶講臨高話的，有來自那大墟講軍話的，有來自東城講白話的，還有來自蘭洋的黎族、苗族同學，而老師很多來自廣東講廣州話。”唐詩圣說。

　　在那大讀書，讓唐詩圣驚奇的還有，不僅是學校里南腔北調，那大鎮也是南腔北調，每種方言，在這里都能找到相應的村落。

　　“那時，普通話并不像現在這樣流行，同學往往會用方言交流。特別是，小孩子調皮，經常會用方言來罵人，你得去學，否則自己被罵了也不知道。”唐詩圣笑著說，慢慢地聽多了，說多了，也就會講了。

　　1959年，唐詩圣考上了位于廣州的華南石油學院，習得了廣州話。1960年，唐詩圣大學畢業到海南農校教書，在海口學會了海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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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

　　多語言者煉丹爐

　　1985年，海南籍語言學家梁猷剛曾記錄下一段趣聞：有一天，我們在汽車站聽到下述的對話。一個青年匆匆走來：“買到新州的車票。（儋州話）”，售票員回答：“沒有了。（儋州話）”；一個中年人問：“買一張去海口的車票多少錢？（軍話）”，售票員回答：“三元五角五分。（軍話）”；又有一個婦女來問：“去臨高多少錢？（臨高話）”，售票員回答聽不清楚。

　　將近30年過去了，這樣的景象在那大鎮還時常上演。記者采訪儋州那大居民王玉剛時，他不時接到生意伙伴的電話。第一個電話，他用軍話交流，第二個電話用儋州話，第三個電話用粵語，第四個電話用客家話。

　　今年50多歲的王玉剛，屬于那大城區人，所操“母語”為軍話。上學后，慢慢與周邊同伴交流多了，逐漸學會了儋州話、客家話、白話、臨高話、海南話、黎語等，能說8種方言。

　　那大鎮，在這個20多萬人口的鎮上，一共匯集了儋州話、客家話、軍話、臨高話、白話、海南話、普通話以及黎話、苗語等，被語言學家稱為“語言博覽館”，“多語言者煉丹爐”。

　　據鐘平編著的《儋縣概況》，那大鎮已有400多年的歷史，明萬歷年間設那大營。原有兩個村莊：一個叫那恁村（講臨高話），一個叫大同村（一說南大村，講客家話），后來兩村各取一個字合為那大。明朝設那大營帶來了軍話，造成了“該里語言以客話為多，臨高話次之，惟那大鎮全說軍話。”（民國《儋縣志》）

　　在那大鎮中心區居民主要講軍話，在其邊緣曾出現過三條“語言街”——“梅縣街”講的是客家話，“臨高街”講的是臨高話，“儋州街”講的是儋州話。

　　多種語言環境，也就造就了能說多種語言的語言達人。王玉剛說，自己并未特別地去學習多種方言，而是小時候跟操不同方言的同伴玩得多了，就會說了。

　　“處于南腔北調的環境中，也就容易習得南腔北調。”唐詩圣說，除了臨高話，儋州漢民族的語言種類雖然繁雜，分布錯落，但是因為它們都是從古漢語中分化發展起來的，在語音上都有整齊的對應規律，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也大體相同，甚至多有互為通假，所以很容易學會其他方言。

　　一家人講三種話

　　操不同方言或語言的人混居，因為通婚，經常會出現一家人講幾種方言。唐詩圣后來娶了客家女子為妻，兒子又娶那大本地人為妻。“以前，家里語言很單純，只有儋州話；而現在，家里的語言復雜了，有三種之多。”唐詩圣說。

　　唐詩圣的母語為儋州話，其妻子母語為客家話，兒媳母語為軍話。“一家人交流，經常會在幾種方言之間跳躍。”同是吃飯，客家話是“食飯”，儋州話是“嚼飯”，軍話是“起飯”。

　　位于那大鎮東門街一家旅館老板陳麗梅，40歲左右，客家人，年輕時嫁給了那大鎮說儋州話的男子，而丈夫的父親是臨高人，講臨高話。“在我家，我是說客家話的，丈夫是說儋州話的，公公說的是臨高話。”陳麗梅說，那大鎮語言豐富，因著通婚，家里就像一個“小聯合國”。

　　為方便交流，像陳麗梅這樣的人家，家里人一般都會去學幾種方言。現在，她經常會根據顧客的母語，而說客家話、儋州話、臨高話、軍話。

　　儋州居民謝有造家里也是同樣的情況，“我說儋州話，媽媽說軍話，兒媳說白話，女兒嫁給客家人，說的是客家話，孫女習慣跟我們講普通話。”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景：阿婆用軍話教育孫子，而孫子則用儋州話回應。

　　方言達人老矣

　　1979年唐詩圣回到那大二中教書，儋州市新聞中心主任羅智才成為他的學生。羅智才還記得，當年在那大二中就讀時，唐詩圣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說，是東城鎮抱舍村的，然后唐老師就用白話跟我講。”羅智才說，同樣的，其他同學講什么話唐詩圣就講什么，所以學生都愿意跟他親近。

　　不過，這樣的場景幾乎不會再見。雖然，儋州能操多種方言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年過半百，年輕一代很少有人懂數種方言，在學校，也都使用普通話。

　　“我的兒子們只會說儋州話，懂點客家話、軍話。”唐詩圣說，到了孫子孫女這輩，就只會儋州話和普通話了。

　　同樣，王玉剛的兒子也只會講母語軍話，他的孫子則只會講普通話。

　　儋州人受方言影響，普通話的口音很重。為了能讓下一輩能夠講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許多年輕父母就從小教小孩普通話，而不是方言。特別是隨著外地媳婦越來越多，普通話已然成為一種強勢語言，開始“蠶食”方言的功能。

　　海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劍三認為，一種方言承載了一種文化，儋州市許多文化特色都承載在方言之中，保護方言就是保護本土文化的延續，也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一項重要內容。他認為，要留住方言，就要利用和創造方言的語言大環境，建立和提高儋州人保護自身文化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