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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9起，海南大學教授周偉民與唐玲玲伉儷就開始了對《更路簿》的研究。20余年來，通過田野調查、史料收集等方式，兩位教授在2015年底出版專著《南海天書——海南漁民“更路簿”文化詮釋》，對海南漁民自古以來自編自用的《更路簿》進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解讀。

　　在該書中，兩位教授做出了清晰的解釋：海南島漁民在歷史上獨創的“南海更路簿”，又稱水路簿等，學術界通常稱《更路簿》，在沒有完備的海圖和導航設施的年代，作為指導漁撈實踐活動的航海指南，即漁民手中的實用工具書，是海南漁民長期在西沙、南沙群島等通過航海和漁業生產實踐留下來的經驗總結。

　　在海南漁民航海過程中，用《更路簿》來指導航向時，其中的“更”既指角度，也指時間。路，即里程。由于海路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只能以地名間的間距來標示“路”。于是《更路簿》中的“路”，是一種虛擬的形態，它只有跟“更”和羅盤結合起來才能體現。“更路”（即航線）表示里程。概括地說，“更路”既表示時間又表示航向和里程。簿，就是今天說的“本子”。

　　據周偉民考證，《更路簿》最早產生于元代初年，一位叫符再德的漁民出發南海捕撈，憑借著多次航行，慢慢形成了“更路”。這也是潭門漁港被認為是“千年漁港”的重要依據之一。周偉民認為，《更路簿》這個名字至少已經存在七八百年。

　　通過整理，周偉民表示目前《更路簿》存于世僅有10余本。他二人的著作對多個版本的《更路簿》都作了詳盡注解。周偉民告訴記者，這些《更路簿》總體反應了4個特點：首先，《更路簿》完全是為了漁民實用而產生和流傳的，它所記錄的航道與現在的航道大體一致，經緯度大體相同；第二，所有《更路簿》總體來說都是記錄南海更路，簡略記錄了國外的更路；第三，它證明了中國漁民歷史上就已進入西、南、中沙群島進行捕撈；第四，《更路簿》是動態的、發展的，老船長們會根據經驗不斷修改補充。

　　在周偉民看來，這些現存于世的《更路簿》也各有特色。不同的《更路簿》往往所記載的更路也有差異。例如，王詩桃的版本就記錄了279條更路，是目前現存版本里記錄最多的，而記錄最少的則是蒙全洲手中的版本，僅有87條。從內容上看，蘇承芬的《更路簿》中出現了中沙更路。在現存版本中，郁玉清抄藏本《定羅經針位》所記載內容歷史最為悠久，可追溯至元代末年，但原本已不存在；通過對紙張等推測，周偉民認為盧家炳的更路簿藏本是現存《更路簿》中最古老的，應有一百余年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