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做過學生的人，至少百分之六七十有逛書攤的嗜好。伙計們穿著灰大褂，出言謙遜文雅，那做派是典型的京派。
如今街頭的舊書攤
捐與留
也是余秋雨先生的《文明的碎片》中，有兩篇關于藏書的散文。一篇是《風雨天一閣》，講的是著名藏書家范欽與他籌建的藏書樓———天一閣的故事，一篇是《藏書憂》，講大量的藏書給藏書者帶來憂愁的事。兩篇文章我讀過數遍，對《藏書憂》，當時沒有多少感受，因為那時我的藏書不多，年齡也不算大。隨著書的日積月累，我的藏書越來越多，藏書的憂愁慢慢出現了。1990年代中期我遷居海南時，一個集裝箱里，一小半全是書。來海南后又搬了幾次家，搬來搬去最折磨人的還是書。面對半房間的書，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這里應該說是書的重壓了。為太多的書，我真的有憂愁了。
這個愁，內憂無非是兩個，一，書這么多，自己也看不了，老放在家里怎么辦？二，現在青年人大都在網上求知識，有的紙質書他們也不喜歡，我這堆書，不知以后留給誰？思考良久，得出兩個結論：一，書是給人看的，自己不看，光藏著，那是糟蹋了書，書應該讓更多的人看，讓有讀者的地方或能利用它的單位收藏。這就產生了“捐”。二，書必竟是自己所愛，藏書也是自己的樂趣，全捐了當然不舍得，而且有的自己還要看。因此又產生了選擇性的“留”。
2007年9月，海南省圖書館開館之前，在《海南日報》上發出了向社會募集圖書的告示。我看到后，覺得這是個捐書的好機會好去處。我在自己的藏書中整理出馬恩列斯選集全套、1976-1992年的《大眾電影》、1980-1992年的《集郵》《三國志》《晉書》等一批史料性、古籍類圖書，捐送到省圖書館，成為在告示后第一個向省圖書館捐書的個人。2008年夏，我了解到我省道德模范之一的定安縣農民孫衍吾，自費堅持在村里辦“知海書屋”，免費提供報刊圖書給村民閱讀，我便在自己的藏書中，又找出適合農民閱讀的280多冊圖書，親自送到在定安鄉村中的“知海書屋”。
我這種捐書，對自己藏書來說是減負，但對社會來說，是提供圖書資源，服務讀者，這里有藏書的樂趣，捐書的快慰。“書傳善緣，播種溫暖”，捐書，既消除了藏書的煩憂，與人與己又有好處。人活一生，或絢爛，或沉靜，或豪放，或婉約，會有多種“版本”，處置藏書，是藏書人生活中的大事，亦應有多種“版本”，不可苛求。
易與難
文人說道：藏書是大業，藏書家越多，卷帙越浩繁，社會越見雍容優雅，人也會有禮有節，文質彬彬。以前，我們以藏書多為榮，以有書房為驕傲。今日，為看書而藏書的不如以前多，書房改成了電腦房。一些人孜孜不倦去舊書店、舊書攤尋購書籍，其中為了讀書而去的成了少數，更多人是為了收藏，一旦時機成熟，就賣出去。針對這種情況，有人說，選書藏書越來越難了。但我覺得，現在藏書應該說既難又易。
說“難”，固然難，現在想謀取一本古籍原版刻印本，那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珍稀書籍，你就是花上重金，也不見得能到你手中。說“易”，也真是容易。網上兜售書籍的網吧、信息層出不窮，你要求購什么書，發出信息，很快就有反饋，再也不需要你一家家書店跑，一個個書城找了。藏書者都知道的《藏書報》，每期都刊出售書、求書的信息，兜售的書新舊如何，缺少幾頁或是哪里損壞，哪年哪個出版社出版，價格多少，等等，都說得清清楚楚。你想要，辦個郵購即可。
藏書與字畫、古玩收藏不同，由于古舊書本身缺乏觀賞性，附庸風雅者絕不是藏書者主流，當下，也有一些藏書者主要目的是投資。著名藏書家韋力說：“藏書熱背后掩藏了眾多不理性因素，大多數藏書愛好者買書全憑個人興趣，并不太懂得版本知識，所以其視若珍寶的古舊書也許并無太大收藏的價值。”我覺得，書與字畫、郵票、瓷器、錢幣等一樣，不過是收藏的一種門類，藏書追求的主要是個人興趣愛好，傳承歷史、文化、思想，對典籍做歸納、整理、研究，那是個人力量難以承擔的責任，因此，略藏一點書，看看玩玩，既長學識，又為信息社會貢獻徽薄之力，何嘗不是人生一大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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