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區還保留著一些原始公社氏族制的遺跡。1954年10月，那里成立了黎區第一個農業合作社“番茅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了從原始公社向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歷史跨越——
1954年黎區第一個合作社——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圖為該社成立后收獲的第一造早稻，總產量比合畝制時增加近一倍。特約記者尹秋艷翻拍
又到了收獲的季節!沉甸甸的稻穗壓彎了大片大片的早稻。男女老少正在田間忙著收割，一捆捆散發著泥土芳香的稻谷不斷被裝進竹筐，扔上守候在一旁的解放牌大卡車。豐收的喜悅，寫在他們臉上，歡暢的心情只能用歌聲表達。
這張5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把當年蕃茅合作社會計符林際老人的思緒又帶回了那個久遠的火紅年代。“這是1954年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后收獲的第一造早稻，總產量比合畝制時增加了近一倍，大伙的心里真高興啊!”從“合畝制”走向“合作化”，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黎區生產方式變革的試驗田，實現了一次歷史的跨越。
誰能想到，一年前，還在合畝制下的蕃茅，插秧和捻稻都由婦女承擔。炎炎烈日下，她們擁擠在一塊田里，手握一把由薄鐵片橫鑲在小竹桿內制成的手捻小刀，一穗一穗地捻稻谷。這樣的速度很慢，一般要15分鐘左右才捻一把，每人每天最多只能收割30多把稻谷。
符林際說，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之前，黎族合畝制地區的鐵制農具很少，稻谷的收割方式就是原始的手捻稻。
五指山腹地驚現原始公社遺跡
1950年，海南島勝利解放。在五指山腹地的黎族地區，卻還保留著一些原始公社氏族制的遺跡——合畝制。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初，原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指派中南民族學院等單位對海南島黎族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發現在五指山腹地80平方公里的地區，還保留著一種農業共耕制——“翁通什”。
因為自小就生活在黎區村寨，原省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國全對此有著更深切的體會。如何給這種共耕制命名呢?王國全說，“翁通什”在黎語中是合伙、合田的意思，其實他們不但田地共耕，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已融合，綜合各方面的因素，研究者最后把共耕制叫作“黎族合畝制”。合畝制殘留著原始社會印記，可以說是海南原始社會的活化石。
一個“合畝”就是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由若干農戶組成的一個生產單位，將耕地和牛只等私有或伙有的生產資料無償交給“合畝”統一經營和使用，集體勞動所得產品按戶平均分配。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由血緣關系的“合畝”又發展為或同宗、或親戚戶、或外來戶的共耕。
1957年4月12日，《光明日報》刊登文章《海南黎族“合畝”制的調查研究》。文章說，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白沙、樂東、保亭三縣交界，還保留著“合畝”制遺跡。據不完全統計，“合畝”地區約有20個鄉、1.5萬人左右。
今年85歲的王老友是五指山市沖山鎮番茅村委會番芭村人，當年曾任番茅大隊隊長。在合畝制時期，他家五兄弟和父親家合成一個畝。他回憶，合畝里有“畝頭”、“畝眾”之分，耕作時鐵制農具用得少，主要是靠原始的“牛踩田”、“手捻稻”，不光費時費力，還吃不飽肚子。大家不得不在“畝頭”帶領下，上山打獵、砍山蘭、摘野果來維持生計。
所謂“牛踩田”，就是將一大群水牛趕到水田里，讓牛群來回不停地將田地踩爛，然后才由人工插秧。而稻谷曬干后，是用人踩的方法進行脫谷。到了解放后，才用牛踩替代。把捻摘的稻穗均勻地放在地上，驅趕牛群在上面反復地踩，這樣一天可脫谷約200斤至300斤，然后才將稻谷運回谷倉。
王國全，最后一位“畝頭”
今年72歲的王國全是一位黎族文化研究專家，可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五指山合畝制地區的最后一位“畝頭”。王國全的家鄉在過去的保亭縣通什峒抱龍村，也是合畝制的中心地帶。他的父親，就是村里一個合畝的“畝頭”。1946年初，他的父親和叔叔參加了共產黨，帶領著一幫“畝眾”打國民黨去了。可是，合畝不能群龍無首，按“畝頭”管理的習俗，“畝頭”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身為家中長子的王國全身上，這一年他才9歲。
王國全說，在他5歲時，父親就有意培養他當“畝頭”，早就教會他關于“畝頭”應盡的責任。
這個“畝頭”，王國全當了整整3年。1948年，黎區解放了，父親也回來了，他便將“畝頭”一職又交還給父親，自己被村里人選進夜校讀書，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先輩不同的人生道路。
建立黎區第一個農業合作社
解放后，中國農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在新形勢下，合畝制地區也面臨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經過研究，決定先在合畝制地區以合畝為單位建立生產組，再在生產組的基礎上建“合作社”。
1954年10月，黎區第一個合作社——“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區保亭縣通什區番茅一帶成立。
這是一個里程碑，更是一塊試驗田。它代表著合畝制地區從原始公社向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歷史性跨越，同時又是向全自治區推行農業合作化的一個試點。王國全說，當初選中番茅作為試辦社，是考慮到通什區有合畝制的基礎，群眾工作容易做，建立農業初級社難度較小。
當時，番茅一帶有番芭、番茅、番福建、什好等村寨。因為田多牛多，番福建、番芭都不肯加入農業合作社，最后區里選中了人口較少的番茅建社。村寨里威望較高的王元昌，被任命為合作社社長;年僅17歲的符林際剛從南圣鄉念完初中回來，就當上了合作社會計兼廣播員。
“起初，村民們對合作社半信半疑，入社的積極性并不高，王元昌就帶上我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在符林際的記憶里，往事依舊清晰如昨。每天早晨4點開始，符林際便開始廣播黨的政策，用黎語、海南話輪流念《新海南報》，日夜宣傳農業合作化。
合作社成立那天，自治區區委書記趙光炬等領導都來到番茅，與社員們一道見證了這個歷史時刻。據后來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農村工作部留下的資料記載，番茅合作社由三個合畝和一戶單干戶組成，共58人，田地110畝、牛33頭、谷機1架、新式步犁2把、鐵耙3把等。
第一次大豐收起到示范作用
很快，播種的季節到了。當年12月，番茅農業合作社開始了第一造水稻的種植。
過去，合畝制地區的合作共耕，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是原始方式：耕作中不犁田、不除草施肥;收獲谷物用的是效率極低的“手捻稻”;收獲的稻谷就掛在露天的晾谷架，常常是人吃一些、鳥吃一些、風吹雨打又一些。
成立農業合作社后，自治區派技術員來番茅指導水稻種植，社里也派了4個人到外地學種植技術。通過學習，社員們知道了肥料對水稻的用途，大家爭先恐后地去通什區勞改場挑糞積肥;大量的鐵犁鐵耙被引進番茅地區;過去由“畝頭”單獨指揮生產的制度，也被有計劃的勞動組織形式代替;以前男女在生產上嚴格分工、互不相幫的規矩有了轉變，勞動生產效率大大提高。
入社后，田地實行公有化，由大家一起耕種。牛只則造冊登記歸合作社統一管理，大牛按公母分不同價格賣給合作社，小牛就造冊入股年底分成。
番茅合作社的“成績單”，在合畝制地區產生了極好的示范作用。后來，番芭、番福建、什好、什分等村寨都參加了番茅合作社。到1956年底，合畝制地區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
陳永貴曾到蕃茅視察
重溫這段歷史，不能不提到番茅合作社舊址。半個世紀過去了，它至今還在歲月變遷中堅守著那份珍貴的記憶。
番茅合作社一直都很風光，從成立初期到1980年代，國內外有好多人來過這里參觀訪問，革命前輩葉劍英和許世友就來過番茅;外國來賓有朝鮮、越南、日本、馬來西亞、英國和美國等國家的，朝鮮人還曾在此種下了10多棵椰子樹。
符林際還記得，1972年農業學大寨時陳永貴來番茅視察時的情景。那天一大早，村里人都到村口去等候。早上7點，陳永貴一行來到番茅，看村子、下田地，足足視察了一個多小時。他對番茅有兩句評價：“海南好，山上是銀行，山下是糧倉”。陳永貴在和符林際握手后說，“以后要更好地努力，加快改變民族地區的面貌。”
1956年，“番茅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升級為“番茅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年糧食播種面積擴大了200多畝，總產量增加近一倍，成為“合畝制”地區農業合作化的一面旗幟。1957年，海南迅速掀起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各地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漸漸解體。至此，黎族合畝制也已完全消亡，留給歷史一個回望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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