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 攝

曾有這樣一個勞動者，令我們辦公室全員印象深刻。

那天早上，時針臨近九點，她晃悠悠地“飄”進我們辦公室。瘦小的個頭，扎著馬尾，前額的頭發略顯凌亂，戴一副圓眼鏡，捏著一張滿是褶皺的開庭通知書。

進門后，她先是呆立辦公室正中央，眼神迷茫地四處游移，接著朝每張辦公桌緩慢地挪動，左看看右瞅瞅桌上的工作牌和桌前的工作人員。當天我正感冒，她朝我走來時，我劇烈地咳嗽聲，嚇得她直接跳過了我。

“請問您找誰？”一同事問她。

她仰著臉，眼珠不停地轉動：“我要看你們仲裁員的名冊。”

“名冊？我們仲裁員有什么問題嗎？”接待的同事臉上寫滿了疑惑，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也面面相覷。

“我得了解你們每個仲裁員的信息。”

同事追問：“請問你了解后，用來干啥？”

她突然煩躁起來：“你們憑什么不經過我們勞動者同意，隨意給我們安排仲裁員，我要自己選仲裁員。”

這大概是我們進仲裁院以來，第一次聽見當事人有這樣的要求。關于仲裁庭的組成，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三十一條有規定，但針對的是民商事仲裁，而非勞動仲裁。

民商事仲裁和勞動仲裁，兩者盡管都稱仲裁，卻是截然不同的仲裁模式。兩者區別甚多，主要有：一、申請條件不同，民商事仲裁必須以有效的仲裁協議為前提，而勞動仲裁不以雙方事先達成仲裁協議為必要條件，屬于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的受案范圍即可；二、解決爭議的范圍不同，民商事仲裁解決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而勞動仲裁解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勞動爭議；三、適用的法律不同，民商事仲裁適用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等，而勞動仲裁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四、收費標準不同，民商事仲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和爭議金額來確定收費標準，而勞動仲裁服務是免費的；五、裁決效力不同，民商事仲裁實行一裁終局，仲裁裁決一經作出，立即生效，而勞動仲裁是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必經程序，基本實行一裁兩審制。

相比民商事仲裁，勞動仲裁辦案程序倒更像法院民事訴訟程序，這是勞動仲裁準司法性質決定的。也就是說，組庭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當事人有申請仲裁員回避的權利，并不當然享有民商事仲裁選任和指定仲裁員的權利。

“是這樣的，勞動者。”同事解釋道，“選仲裁員是民商事仲裁，不是我們勞動仲裁......”

她打斷同事的話，捂住耳朵嚷道：“為什么？你為什么這么說？我就要看每個仲裁員的年齡、家庭住址、工作年限、專業能力......”

我是在她列舉仲裁員信息時，離開的辦公室。

等我開完庭回到辦公室，同事們告訴我，剛把她送走，她用她的邏輯講演了一上午，大家只能見縫插針向她解釋當事人不能自行選擇仲裁員，遺憾的是她沒能聽進去，因為她會抽時間來看我這個承辦人，還要好好談談。

第二天下午，我正閱卷。忽然，察覺身旁多了個人，我下意識抬頭，便看見她歪著腦袋，一雙灰眼珠直勾勾地盯著我，帶著毫不掩飾的探究。

沒等我打破沉默，她用食指輕輕叩擊著下巴，喃喃道：“你就是我的仲裁員？”

“咳，咳。”我站起來。

她眼中閃過一絲慌亂，條件反射般往后退了幾步：“你，你知道我的事嗎？”

“案卷還沒給我，咳，你愿意，咳，調解嗎？”我走上前打算給她倒水。

她卻逃也似的飛出了辦公室，丟下一句：“不調解，再見”。

辦公室的同事們看愣住了，昨天接待的同事更是一頭霧水：“這演的是哪一出？”

我自嘲道：“感冒猛于虎。”

再次見她是開庭當天，她坐在申請人席上，桌上堆滿了材料。開庭前，我習慣性問雙方當事人是否同意調解。

“調解不了，感情確已破裂，再無復合的可能。”公司代理人風趣地答道。

她眼睛瞪得溜圓，悶悶不樂道：“哪里破裂了，我對公司還有感情。”

雖然她僅主張一項仲裁請求即恢復勞動關系，但向仲裁庭提交了20多份證據。細看證據，絕大部分證據與本案無關。像極了那種學習很努力，但成績依舊不理想的學生。

我們審理恢復勞動關系案件，重點審查公司單方面解除她是否違法？若合法，雙方不存在恢復勞動關系；若違法，公司得恢復勞動關系，她繼續回去上班。

庭審中，仲裁庭圍繞公司解除她的原因，即“嚴重違反公司考勤管理制度”展開了細致調查。

“申請人，公司的考勤管理制度，你是否知曉？”我問她。

“一個制度有那么多頁，每一頁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仲裁員，要不是發生這事，誰會認真看里面的東西？”

“申請人，你直接回答我，公司有沒有告知過你有考勤管理制度？”

她苦著臉：“他們給是給了我一沓文件，可是太多了，又沒告訴我要重點看這個文件。”

“申請人，公司更換打卡方式，你是否知情？”

“是這樣的，仲裁員。他們告訴我那天，我正在休假，你知道人在休假的時候最放松，休完假我就忘了打卡的事了。”她頓了頓，很是苦惱，“他們為什么非要在我最放松的時候講工作的事？”

“你一天、兩天不記得，半個月考勤都異常了，你還不記得？”

“我不是有意不打卡的。仲裁員，你不知道，我們店里的員工上下班時間不一樣，如果有人和我一起上下班，看他們打卡我一定會記得打卡。”

我繼續發問：“好，申請人，那上班為什么總是遲到？”

“仲裁員，你說誰上班愿意遲到，反正我主觀上一點也不想遲到。可是，上班的路太堵了，早上我不僅要洗漱、吃早餐，還要化妝，不化妝又是對顧客的不尊重。”

我翻到被申請人提交的證據《行程單》：“申請人，你住所到單位才十多分鐘車程，你每天可以早起一點，一小時不夠，兩小時總夠了。”

她不解地望向我：“起那么早干什么？去早了，老板又不漲工資，我睡眠不足倒會影響身體健康。”

就這樣，庭審在她絮絮叨叨中結束。

簽完庭審筆錄后，她來到我們辦公室，先熱絡地向曾接待她的仲裁員打招呼。然后，走到我面前，邊輕扣下巴邊點頭道：“仲裁員，你剛才好嚴肅，穿著襯衣西裝，系著領帶，嚇得我都不敢說話。不過，很職業。”

說完，她又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辦公室。

望著她離去的身影，我深刻體會到了作家劉震云說的一句話找另一句話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