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楊鶴

南國雷公馬，是個微信名。準確地說，是我一個當事人的微信名。

若不是清理微信朋友，看見對話欄添加朋友打招呼的名字，我不會記起他，雷子。

雷子是一家酒店員工，前前后后工作15天，先后擔任酒店大堂經理、總經理秘書，入職時，總經理口頭承諾月工資6000元，雙方還沒來得及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雷子以個人原因提出離職。后因薪資結算與酒店發生爭議，遂向我院提起勞動爭議仲裁，要求酒店支付加班工資、經濟補償。

做雙方調解工作時，雷子滿肚子委屈，“既當秘書又當保鏢，早接晚送，還陪逛街拎包提鞋，防債主翻墻跳車，24小時隨叫隨到。月入六千，拿命往里搭。為了大家體面，才寫個人原因離職。結果，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都不給。”

或許出于雷子極為單薄的證據，或許出于調解就坐實了雷子所訴的事實。酒店一方態度堅決，不同意調解。

調解不成，依法裁決。此時，“打官司”就成了“打證據”。雷子為了證明加班事實，僅提交了與總經理微信聊天記錄截圖，但聊天內容沒有明確涉及酒店或者總經理要求他加班，且微信聊天記錄已刪除，截圖無法與原始載體核對，根據《海南省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證據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該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酒店為了證明雷子沒有加班，提交了員工釘釘打卡記錄，雷子工作性質的特殊，幾乎都是缺卡。雷子要求經濟補償的證據，正是“因個人原因”離職的通知書，現又沒有證據證明其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且存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最終，根據雙方提交的證據及庭審筆錄，依法作出了一個不利于雷子的裁決書。

老實說，雷子不應出現在我的微信列表里。作為裁判者，“君子慎獨”，既是保護當事人，也是保護自己。之所以通過他微信朋友驗證，不是因為他再三要求，而是因為駁回了他所有仲裁請求。穩妥做好善后工作，亦是處理糾紛的重要部分。

如今過去兩年多，昔日紛爭早該塵埃落定。

我順手點開雷子的朋友圈，在最近一個月可見的朋友圈里，他每天都發表“小論文”，記錄生活的點滴。

許久未見如此熱愛生活之人，反觀自己，自慚形穢。忙碌，似乎成了不能詩意棲居大地上的最佳借口。

“您好，打擾您了，我是您與酒店管理公司勞動爭議糾紛一案的仲裁員，請問最終結果怎樣？”

他秒回我：“仲裁員，您好，就是您裁決的結果。”

“您去法院起訴了嗎？”

“沒去法院。我現在在國興大道的金融企業上班。”

時間推動著我們向前，過去的結果，對于今天的我們，不再那么重要。我贊許他：“跨行？太厲害了。”

“我本來就是學金融的，在上海浦發銀行干了十幾年，來海口想換個賽道，才去了當時那個酒店。”

“現在的工作，得心應手吧？”

“是的。人不能覺得自己好像什么都能干。”

“這是您嘗試后的心得。”我發了一個微笑表情后，又回復，“如果沒有先前的嘗試，怎么知道現在的工作更適合自己？”

“仲裁員，您知道當時我為什么非要加您微信嗎？”

“自然有您的理由。只是，如果當時支持了您的仲裁請求，我不會通過您的朋友驗證。”我發送消息的同時，收到他的消息：“我一般覺得對方人很好，就想交個朋友，沒有什么其他目的。”

我大吃一驚：“沒支持您，人還好？”

“對呀，雖然您沒支持我，但我覺得您是個好仲裁員。”

這突如其來的認可，使我陷入了自我懷疑。我捫心自問，絕對一視同仁，沒有區別對待。尤其案件數量激增后，一以貫之“工廠化”辦案，“標準化”調解、“規范化”仲裁。

“好在哪里？”

“比較正氣。”

我沒再回復他。我被十年前射出的那顆子彈，擊中了眉心。

那時，我剛進法院。老庭長問我，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說，我想成為一個好法官，就是不知道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好法官？

老庭長聞言笑道：“誰來定義好？對當事人而言，你支持他，就是好法官；對律師而言，你說理說到他服氣，就是好法官；對領導而言，你辦案多信訪少改判發重率低，就是好法官。”

我問：“自己呢？”

老庭長答：“一身正氣，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