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探討女性面臨的職場困境時，繞不開職場性騷擾。在我承辦的諸多勞動爭議案件中，曾遇見三宗因性騷擾被迫離職主張公司支付經濟補償的案件。

攝影 楊鶴。

第一宗來自同事的言語騷擾，第二宗來自上司的肢體騷擾。這兩宗案件申請人以公司不作為、未履行《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十一條“在勞動場所，用人單位應當預防和制止對女職工的性騷擾”的規定、未提供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為由，要求公司支付經濟補償。但這兩宗案件均未開庭，申請人又主動撤回仲裁申請。

第三宗不同于前面兩宗案件，起初申請人并未提出相關仲裁請求和事實理由，開庭時，當庭要求增加仲裁請求。

那天開庭，申請人代理人和被申請人法定代表人即公司老板先到仲裁庭，直到開庭最后一分鐘，申請人才埋著頭步入仲裁庭。

我坐在仲裁席上，申請人的坐立不安一覽無余。20出頭的小姑娘，眉頭微蹙，眼神渙散，嘴唇輕抿，頻繁的調整坐姿，身旁女律師不時輕拍她后背。

正式開庭后，我詢問申請人：“仲裁請求和事實理由是否與申請書一致？有沒有增加或變更仲裁請求？”

申請人猛地抬頭，應道：“有，我還要公司支付經濟補償。”

只見申請人揚著手里的幾張紙，瞪著被申請人法定代表人，憤怒道：“我是被迫離職的，這些都是他騷擾我的證據。”

坐在被申請人席上的老板，50來歲，油頭粉面，一雙眼睛色瞇瞇地盯著申請人，輕佻地說：“沒有的事，我可一直把你當妹妹一樣愛護......”

“被申請人，這里沒有妹妹，只有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我沉下臉打斷了他，繼而嚴肅問道，“你是否同意申請人增加仲裁請求？”

之所以會詢問被申請人意見，是因為申請人當庭提出增加仲裁請求，往往已過舉證期，按照《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四十四條規定，申請人應當另行提出，另案處理。但在實際操作中，為了不給雙方當事人造成訴累，在被申請人同意且經仲裁庭準許的情形下，也會一并進行審理和仲裁。因為需要被申請人自愿放棄答辯期、舉證期等權利，所以此時被申請人的同意至關重要。

“我先看看證據再說。”被申請人沖申請人不懷好意地笑道。

女律師拿過申請人手中證據，一份交給我，一份扔給被申請人。

申請人提交的證據是雙方微信聊天記錄，老板以關愛和照顧為名，不時發送逾越領導與下屬界限的異性交往信息。透過小姑娘回復，可以看出她的心路歷程。起初她禮貌回應，漸漸地變成簡短的微笑表情包，后來干脆不回復，直至離職前嚴厲呵斥。

不出所料，被申請人不同意申請人增加仲裁請求。于是，只能按申請人申請書上主張的兩項仲裁請求進行審理，離職當月工資3500元、未簽勞動合同的第二倍工資17500元。

在證據面前，被申請人不得不認可沒發工資、沒簽勞動合同。案情雖簡單，但庭審時長并不短。整場庭審成了被申請人喊冤叫屈的直播現場，什么有眼無珠什么不識好歹什么忘恩負義什么恩將仇報什么倒打一耙，我只能跟著被申請人又復習一遍成語。

按照庭審流程，詢問雙方是否愿意調解。被申請人自知理虧，同意調解。申請人有所考慮，同意的有些勉強。

調解時，我選擇背對背調解法。分頭做工作，了解他們真實意思。

我把申請人叫出仲裁庭，申請人要求帶上她的律師。

走廊上，我責問律師：“為什么不在舉證期內增加仲裁請求？當事人不清楚程序，你也不清楚？”

申請人慌忙解釋道：“不怪律師，是我猶豫不決。”

我試探著問：“后來怎么下決心了？”

“我都有勇氣面對他了，也就不怕給你們看那些證據了。”

我極懇切地說：“不用害怕，你沒有錯，錯的是騷擾你的人。”

申請人的淚水在眼里打轉。在她敘述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往中，我仿佛目睹到她的驚恐與抗爭。有“人言可畏”的擔憂，有“打擊報復”的委屈，有“騷擾升級”的恐懼，有“堅決說不”的勇敢。

“仲裁員，我鼓起勇氣來面對他，揭露他，現在要是調解了，之前積攢的所有勇氣不都白費了嗎？”申請人一臉凝重地望著我。

“不存在浪費。你拒絕他騷擾，是勇氣；你來開庭面對他，是勇氣；你能主動從一段不愉快的記憶里解脫出來，更是勇氣。”我疼惜道，“對個體而言，我不希望你那么辛苦。”

案件最終以被申請人當場支付申請人12000元調解，可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那些我沒告訴她的，關于性騷擾案件司法實踐中的困難：性騷擾事實認定難、證據收集難、證明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