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計劃多一些還是市場多一些，如何讓政府和市場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這些問題，曾經長期困擾著我們。七十年來，黨領導人民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成功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實踐探索史。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有照搬蘇聯經驗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作出的選擇。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采取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對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資源，迅速建立起工業化初步基礎，具有歷史性作用。

　　1958年，全國大力發展鋼鐵工業，鞍山鋼鐵廠需要從全國抽調上千名技術人員。

　　遠在湖南團山湖農場的雷正興，提出申請要求到鞍鋼參加祖國鋼鐵建設。有人問他：“東北天氣冷，生活不習慣，工廠里的活還重，你不怕嗎？”雷正興回答：“不怕，東北不是也有工人在勞動嗎？人家能干，我就能干。”

　　填報名表的時候，雷正興正式改名雷鋒，金字旁的“鋒”，讓他覺得自己有鋼鐵般的力量。

　　1958年11月，雷鋒來到鞍鋼。由于在農場開過拖拉機，他被安排去洗煤車間學開推土機。這讓他有點想不通，找到車間主任問：“我是為祖國煉鋼來的，為啥讓我當推土機手？”車間主任說：“煉鋼光靠幾座平爐不行，還需要礦石、鐵水、焦炭、煤氣等，缺少哪一樣都不行。大工業生產就像一架機器，缺哪一顆螺絲釘也不能轉動。”雷鋒當場表示，“我就甘當螺絲釘了，黨把我擰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使勁！”

　　全國支援鞍鋼，鞍鋼也同樣支援全國建設。從上世紀50年代起，鞍鋼先后向各地輸送鋼鐵建設人才12.5萬名，援建了包鋼、武鋼、攀鋼、水鋼等10多家國有大型鋼鐵企業。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新中國工業從無到有發展了起來。

　　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否定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成為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容置疑的原則。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體制的弊端日益明顯暴露出來：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嚴重束縛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本應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失去活力。

　　計劃經濟的老路行不通，經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中國該往何處去？理論和實踐呼喚著突破。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懈探索。

　　云貴邊界，深山峽谷，372米的落差。

　　“魯布革”，本義為布依族語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測人員誤作地名，標入地圖。但就是這個“不知道”，上世紀80年代引發了對傳統計劃體制的強烈沖擊，“魯布革沖擊波”寫入中國改革開放史。

　　1982年，國家決定將魯布革水電站作為水電改革開放試點。黃泥河畔，兩支隊伍，兩種模式，展開了一場較量。

　　一支隊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僅派來30人管理團隊，以市場化方式，從水電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統工程不僅工期提前5個月，而且質量優良。

　　另一支隊伍水電十四局，延續用行政命令組織施工的體制，承建的廠房樞紐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樞紐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為疑問。

　　兩種模式的不同，一線工人體會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種特殊鉆頭，挪威專家想方設法用最快的速度從奧斯陸空運過來，卻被擱在某辦公室里閑置半個多月。與之鮮明對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車全部停在施工現場，供工人辦公事用。

　　工資是體制的集中反映。一位當年的臺車工回憶：“在十四局拿等級工資，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獎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個月930多元。發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沒東西裝錢，就用安全帽裝了滿滿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發放工資，大大激發了工人的干勁。

　　1985年2月，時任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來到魯布革。她穿著布鞋，就走進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內干凈整潔，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煙塵三分鐘就隨通風管道吸出。當她來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時，不得不換上水鞋，因為洞里污水橫流，十分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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