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　　　姚金菊

　　北京律師　　　　　　　　　　　張衛星

　　《法制日報》記者　　　　　　　韓丹東

　　社會環境是保護受害者重要方面

　　記者:每年夏季都是性騷擾事件高發期。今年入夏以來,有幾起性騷擾甚至性侵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在這些性騷擾事件中,哪些屬于違法行為,構成違法犯罪的邊界在哪兒?

　　姚金菊: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都有保護人身安全的相關規定,其中婦女權益保障法在2005年修正時專門增加了一條有關性騷擾的規定,即第四十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在現實中,性騷擾又分為多種情況,根據暴力程度不同有一級或二級之分,在工作場合和公共場合也不相同。在公共場合中的偶發性、一次性侵害會存在無法確定施害者的問題。當情節比較嚴重或者造成一定后果時,就觸犯了相關的法律法規。言語上的騷擾,通過郵件、微信等網絡方式進行性騷擾,也都是性騷擾的表現,但這種情況并不能完全依賴社會公權力進行維權,社會環境也是保護受害者權益的重要方面。

　　今天不幫被騷擾者,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自己或家人。整個社會對性騷擾要有零容忍的態度。對于一次性的和偶發性的性騷擾,對方違法成本很低,而受害者的維權成本很高是造成很多女性明明被侵犯卻選擇忍氣吞聲的主要原因,維權成本中就包括了社會環境帶來的壓力和警方出警成本。

　　記者:據不完全統計,很大一部分受害者面對這種情況選擇忍氣吞聲,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張衛星:很多受害人尤其是女性受害人選擇沉默隱忍,不愿意訴諸公眾。根據工作經驗,我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受害者心理因素。很多女性受害者往往從心理角度認為自己偏弱,不如男性強勢。第二,社會環境壓力。很多侵犯行為雖然對受害者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和心理陰影,但沒有到忍耐極限和心理崩盤的地步,加上社會性污名帶來的壓力,受害者擔心自己遭受二次傷害。而且社會風氣走向麻木,面對這種情況很多人選擇袖手旁觀,這導致很多受害者擔心自己大聲說出來之后引不起周圍人的重視還遭來一堆白眼,最終選擇了最不好的“沉默是金”。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咸豬手”的囂張氣焰,導致他們屢屢作案,有恃無恐。第三,此類案件取證難。違法分子侵犯受害人時較為隱蔽,加上公共場所人群密集,監控錄像難以甄別。周圍都是陌生人,公共場合遭受侵犯的案件也難以找到有力的旁證,違法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往往矢口否認,最后雙方各執一詞,法律上稱之為孤證現象。

　　利用技術手段收集保留證據

　　記者:對于防范此類違法事件,您有什么建議?如果被侵犯,受害者該如何維權?

　　姚金菊: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文化氛圍的營造是處于首位的,然后才涉及受害者面對性騷擾時如何加強防范,不能讓受害者為了避免受到傷害把自己裹起來。如果在乘坐公交、地鐵時遇到這種問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出行中,受害者可以利用現代生活中的工具進行錄音、錄像,一旦遇到情節嚴重的情況要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果在工作場所遇到這種問題,郵件、工作記錄等證據要及時保存下來。

　　還有一種情況是目前大家比較關注的校園性騷擾問題。教師的相對優勢地位和職業身份會對學生心理造成一定的干擾,由于雙方各方面明顯的不平等地位,教師與學生最好也不要談戀愛。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教師也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如果教師和學生不談戀愛的話就基本不存在后續的問題,因為一旦談戀愛,后期學生說教師是性騷擾,問題就很難說清楚?？偟膩碚f,不管從師道尊嚴還是教師對自己的保護角度來說,都要規范此類現象。學生遇到這種情況要保存證據,還要和家長、同學、有關部門保持溝通。目前很多高校都成立了教師工作部,這個部門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師德師風建設。

　　張衛星:社會環境或社會公權力要對性騷擾零容忍,但這是一個逐步改變的過程,短期內民眾也要提高防范意識,主要有三條建議:首先是在公共場所著裝不宜過于暴露。其次要有自我保護意識,在性騷擾高發場合多加留意。如果被侵犯不要沉默,要大聲呵止,及時向身邊人求救。施害者畢竟做賊心虛,會停止侵犯,法律上稱為“犯罪中止”。一旦后果嚴重、情節惡劣,已經構成違法犯罪就要報警,讓法律對猥褻他人行為進行有效制裁。第三,受害者選擇報警要固定證據,性騷擾的證據首先保留司法證據,保存衣物、被違法分子扯壞的拉鏈等物品,方便警方搜集上面沾染的指紋、體液等；詳細復述受到侵害的情節、過程,陳詞準確,在復述過程中理智、審慎、思維嚴密,避免給人似是而非、精神恍惚的印象；最好能找到兩名以上目擊證人；讓警方調取監控錄像。如果上述幾點證據能搜集到位,維權的成功率就能大大增加。

　　構建多維機制減少騷擾發生

　　記者:有統計稱,性騷擾甚至強奸案發案率是隨著氣溫升高而增加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作案者和“咸豬手”的有恃無恐,為何在屢屢打擊之下還有這么多人作案?根源在哪?

　　姚金菊:偶發性、非持續性的個體受害案件,個體維權的成本很高。而群體受害案件中侵害對象不具有個體性,對于某個個體而言,很難產生特別強烈的欲望去維權,也就沒有人啟動維權程序,所以社會也需要糾風機制、公共場合的巡邏機制。在這個問題上,社會文化是很重要的,法律要發揮教育引導功能,構建性教育及防范性騷擾機制。性教育就包括哪些言語或者行為構成性騷擾、如何收集證據。撰寫防范性騷擾指南等營造公眾意識和社會文化的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婦女權益保障法都有相關法律規定,但缺乏對性騷擾的明確界定,如果能法典化或體系化,把相關規定匯集在一起,同時施行一些更具體的、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具有指引性的措施,可以起到指引和防范的功能。

　　張衛星:我辦理過的涉及性騷擾的案件有相當一部分都不了了之,還有一部分違法分子被行政拘留。警方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將其當作普通的治安案件,有時采取罰款或者口頭批評懲罰。相當一部分案件由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無法立案,沒有對騷擾者進行行政拘留。性騷擾違法成本相對較低也是此類案件屢次發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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