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６日電? 特稿：深圳，是一種世界文化

　　新華社記者凌朔　蔡國兆　周科

　　沒有胡同四合院，沒有弄堂石庫門；沒有千年古跡，沒有斑駁城墻；聽不到京胡與評彈，尋不著吆喝與叫賣；找不到臉譜化的城市群體，更沒有老炮兒、老克拉這些褒貶調侃的城市人物畫像。

　　如果說起這些文化，那么深圳真的沒有。

　　但３０多年造就的這座都市，絕不只是在推土機作業中陡然而起。深圳雖然找不見其他城市的傳統文化表現，但這里的“土著”，以及懷揣夢想來到這里的每一個“外人”，卻把本土和外來的各種文化，像鋼筋一樣，扎成了城市文化的骨架，印染出深圳文化的底色——鮮明而有質感，沁潤而有個性。

　　海洋人的“開放文化”

　　歷史中的深圳，是見過大世面的開放前沿。

　　深圳，作為地名，最早出現在明代典籍。它的前身寶安，可以追溯至東晉咸和年間。唐朝大行開放政策，率先在番禺（今廣州地區）設立市舶司，即海關。

　　此后，大批阿拉伯和南海周邊古國的航船競相駛往。商船進入珠江口后須在今天深圳所在的地方登記造冊，使得這里的人們自古見過新奇、經歷世面，形成的文化也更加多元。

　　宋朝時，文天祥在深圳之濱的珠江口感嘆“零丁洋里嘆零丁”，給深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印記。明朝，深圳一帶更成為廣東中路的海防前哨，這里的人，目睹著西方大航海時代掀起的世界風云。

　　“歷史，給了深圳開放的海洋基因。”深圳史學者、《寶安日報》副總編輯劉秉仁說，深圳自古就有開放的文化，原住民那種闖勁就是“深圳文化肇始的密碼”。這種原生的闖勁，又感染著一批批“闖深圳”的外鄉人。

　　是改革開放，讓深圳歷史和今天的性格基因和諧地疊加共振，讓開放文化演繹到極致。

　　份額里的“存在文化”

　　在深圳，經常可以聽見一個詞：份額。份額表面上反映一種市場業績，實質上代表著一種“存在的必要”，或者說是對存在的認同感。

　　按出貨量計算，２０１６年，全球智能手機的前十品牌中，深圳占三席；全球每１０部手機中，６臺產自深圳。２０１７年第二季度，微信及其海外版ＷｅＣｈａｔ的合計月活躍賬戶數達９．６３億。在離不開手機的今天，全世界都直接或間接與深圳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不是機械的存在，而是一種存在的文化。

　　深圳可以沒有市歌，可以沒有形象大使。“但華為、中興、大疆這些品牌，就是深圳的吆喝聲，它們正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為深圳代言，”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兼《晶報》總編輯胡洪俠說，“這難道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么？”

　　可以不總是拿電子產品說事么？深圳當然可以。

　　深圳城東一隅，有一片戶籍人口兩萬的橫崗地區。那里聚集了大約５００家眼鏡企業，每年生產超過１．２億副眼鏡，８５％的產品出口到１２０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每１０副高端鏡架就有７副來自橫崗，“橫崗讓世界看得更清楚”。

　　追逐在世界中的存在，這是深圳文化。

　　可以不總是拿消費品說事么？深圳也可以。

　　２０多年前，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下有個小村莊叫大芬。１９８９年起，村里搞起了油畫生意，從臨摹復制到收購銷售。今天，大芬村喊出“世界油畫、中國大芬”的口號。這種底氣同樣來自份額：現今全球銷售的油畫中，過半出自這個曾經的水稻村。從種大米，到畫油畫、賣油畫，再到成為全球生產油畫的最大基地，這是深圳追求存在的縮影。

　　改革開放，喚醒深圳的存在文化。這種文化，讓深圳激情而熾烈，它無暇去啃文化的老底，它時刻鉚足了勁兒向前看、向外看、向遠看。

　　轉化中的“價值文化”

　　從山寨機到自主專利，再到躋身全球份額前列，許多深圳品牌靠自身創新，將西方品牌曾引以為傲的技術逼下神壇。消費級的大眾觀，日常與科技的平衡，是大疆、傳音等品牌立足全球的文化內涵。

　　美國《福布斯》雜志去年披露了美國無人機公司３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在與大疆競爭中敗下陣來、退出市場的前因后果。這其中，價格競爭恐怕只是表象，背后的價值觀，才是贏家秘訣。

　　“深圳文化，總結起來，其實就是一種價值觀念的反映，”胡洪俠說，“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抱著共同觀念來到深圳。他們容易溝通，容易一致，容易擔當，容易一起闖，不怕挫折。主張力量型的建設型文化，反對娛樂和消極的文化。而深圳，不僅給你成功的機會，還給你失敗的機會、翻盤的機會。這就是深圳的價值。這種價值是深圳文化的邏輯起點，也是深圳文化往前發展的邏輯動力。”

　　這種價值文化，讓深圳有別于地域性、民俗性很強的傳統城市，讓深圳得以迅速接軌世界并獲得認可。２００８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后授予深圳“設計之都”和“全球全民閱讀典范城市”稱號，它是對深圳價值文化的充分認可，也是對“極獨特文化奇跡”的一種敬意。

　　開放文化，讓深圳走向世界舞臺；存在文化，讓深圳躋身世界前列；價值文化，讓深圳競逐世界巔峰。深圳用它們包容吸納各種元素，進而演化成一種全新的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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