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鄲一公司起訴公證違法 公證處：不存在任何問題

　　因一份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公證書，河北邯鄲一公司資金及資產被凍結查封。公司以公證書及執行證書存在嚴重過錯，給公司及股東造成嚴重損失，侵害了全體購房者及建筑商等的合法利益為由，將河北省大名縣公證處告上法庭。

　　爭議審查責任

　　2009年，董升明注冊成立了河北國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昌公司”)，注冊資本500萬元。2013年3月，馮利強成為股東。

　　5個月后，因糾紛，馮利強提出退出，要求將自己的股權作價6990萬元轉讓給董升明，董升明需付6990萬股權轉讓款給馮，國昌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

　　2013年8月25日，雙方簽訂了一份股權轉讓協議書。

　　協議書顯示，從2010年起，董升明和馮利強在該公司一處占地約114畝的水榭花都房產項目上合作，協議稱馮利強先后投入了土地出讓金和土地款1990萬元，現因退出該項目，馮利強將自己在公司的股權以699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董升明。該6990萬元的股權構成除了馮利強先期投入的1990萬元，剩余5000萬元是水榭花都房產項目預期利潤的分成。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在簽訂該協議的2013年8月，國昌公司的這一唯一房產項目水榭花都甚至尚未獲得土地許可證、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和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等證書，114畝的工地上僅做了一些最基礎的建筑工作。董升明所要支付的5000萬元只是兩人對未來項目的主觀預期利潤，實則沒有任何利潤到手。

　　協議簽訂的第二天，大名縣公證處對《股權轉讓協議書》(以下簡稱“《協議》”)作了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公證。

　　協議要求董升明在2013年11月底前付給馮利強1000萬元，截至2013年12月底付清3990萬元，2014年12月31日前必須付清6990萬元。《協議》規定“以上付款如不能如期如月支付，要按照月息3%計息”，由董升明按月付息給馮利強。

　　國昌公司代理律師唐改明認為，大名縣公證處對標的額6990萬元股權來源構成是否真實、是否合法，根本沒有審核也沒有詢問調查，也沒有集體討論，公證員在申請當天辦理了公證，違背了法律強制規定。

　　公開資料顯示，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大名縣2013年財政收入僅3.8億元。唐改明律師表示，面對標的額占全縣財政收入近20%的這份股權轉讓協議，大名縣公證處卻未對有無股價評估報告、公司股東組成情況、公司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等基本情況做調查和判斷。

　　根據司法部2006年發布的《公證程序規則》，公證機構需對申請公證的事項是否真實、合法等做審查。而對于審批重大、復雜的公證事項，應當在審批前提交公證機構集體討論。討論的情況和形成的意見，應當記錄歸檔。

　　唐改明律師表示，依據 2008年中國公證協會發布的《辦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債權文書公證及出具執行證書的指導意見》，債權文書涉及股權、不動產的，也要以查閱登記機構檔案的方式進行核實。

　　唐改明說：“當天受理，當天辦成公證，近7000萬元的巨款，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大名縣公證處對如此重大的公證事項做了依法詢問和調查。”

　　大名縣公證處主任趙占紅認為，公證沒有任何問題。趙占紅也是為《協議》出具公證書的公證員。

　　8月22日上午，趙占紅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出具強制公證前，公證處已經核實了雙方當事人的身份證、公司章程、營業執照、馮利強的部分出資證明，“已經核實他們倆都是股東，就能簽訂這個協議，至于股權多少，沒有進行審查，我們認為也沒必要審查股權來源、股權價值，這6990萬元怎么來的，沒必要對公司資產做評估，我們沒這個義務。”

　　公司不得為股東做擔保

　　在2013年8月26日大名縣公證處所出具的這份公證書中，國昌公司作為擔保方負連帶責任。

　　2015年1月13日，依據該公證書，大名縣公證處為馮利強出具了一份強制執行證書，強制要求國昌公司和董升明支付剩余股權轉讓款5932.84萬元和127.06萬元利息。

　　2015年2月4日，國昌公司向大名縣公證處申請對公證書進行復查，大名縣公證處“不予受理”，理由是“已超出一年的法定復查期限”。

　　在馮利強的申請下，石家莊長安區法院依據該公證書，直接查封、凍結了國昌公司土地、房產項目、銀行賬戶并劃扣了1024萬元。

　　“公司法”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董事及公司高管不得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同意，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也明確規定，公司董事、經理違反“公司法”第16條，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或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

　　唐改明律師認為，大名縣公證處公證國昌公司做擔保承擔連帶責任是顯而易見的嚴重過錯。“公司不能為本公司股東作擔保，以公司資產為公司的股東債務提供擔保的，該擔保無效。公證處完全忽略了這一法律規定。”

　　記者了解到，國昌公司股東共有3人，第3位股東馮武斌系馮利強親屬。唐改明律師認為，大名縣公證處應在出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公證書前，必須有國昌公司股東會的決議作依據。

　　趙占紅則認為，只有馮武斌一個股東不能構成“股東會”，因此不能適用該法條。“而且提供擔保要經股東會同意，這法律規定只是個管理型規范，不是效力性規范，沒有經股東會同意，也不影響股權轉讓協議的效力。我們事后也向馮武斌做了筆錄，他知道而且同意股權轉讓。”

　　唐改明律師認為，這種事后補充的核實不能彌補公證前就應盡的核實義務。

　　依據執行證書，馮利強向石家莊中院申請強制要求國昌公司支付5932.84萬元及利息，石家莊中院查封了國昌公司的水榭花都一期4360平方米的底商房產和150戶住宅商品房。

　　2015年7月至8月，石家莊長安區法院裁定凍結了國昌公司和董升明名下銀行存款7000萬元，提取國昌公司1024萬元。水榭花都114畝的地塊也于同年12月被法院查封。

　　2015年初被查封時，該房產項目剛封頂。由于國昌公司已無力償付建筑工程款，該項目的建筑商龐某要求董升明與其簽訂抵頂合同，將其中56套在建房產低價抵成建筑工程款轉給龐某。

　　因非法處置被查封的財產，董升明被判有期徒刑3年6個月。

　　因國昌公司資金及資產被凍結查封，水榭花都房產項目也徹底成了爛尾樓。

　　被質疑的公證書

　　唐改明律師表示，據司法部《關于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所規定的強制執行力債權文書的范圍，股權轉讓及公司擔保并不在該規定的范圍內。因此，他認為，大名縣公證處無權對此公證，其作出的強制執行力公證不具有法律效力。

　　被公證的這份股權轉讓協議中，國昌公司和董升明的違約利息定為每月3%利息，也即年利息高達36%。“每月3%利息，無論按銀行同期貸款利率4倍、還是按民間借貸司法解釋利息不得超過3%的等有關法律規定，都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唐改明說。

　　他認為，大名縣公證處依據該公證書出具的強制執行證書既存在程序上的錯誤，也存在對債權債務事實認定上的錯誤。

　　《辦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債權文書公證及出具執行證書的指導意見》規定，出具執行證書應進行電話核實，且電話核實宜以錄像、錄音的方式保全核實的過程。

　　唐改明說，大名縣公證處在出具這份近7000萬元的巨額執行標的的執行證書時，并未向被執行人董升明實際核實履行債務與否、債權債務是否明確、無異議，就直接出具了強制執行證書。

　　趙占紅的解釋是，無法聯系上董升明。趙說，在馮利強申請強制執行的當天上午，大名縣公證處持續撥打被執行人董升明的手機，“一上午，打電話打到11點多，兩個手機都沒通，所以我們就直接出具了強制執行證書。雖然電話沒通，但已經盡到核實的義務了。這是完全按照程序操作的。只是沒有錄音錄像留存證據，打電話的當時有人在場。”

　　強制執行證書中稱董升明應支付馮利強6990萬元，截至出具執行證書時，已支付1890萬元，計算得出的剩余應付款項應為5100萬元，而該強制執行證書則規定對董升明強制執行5932.84萬元。

　　趙占紅向記者回應這個數字是直接按照當事人馮利強提供的利息清單，計算得來的，“我們只是做了形式上的審查，沒義務做事實核查。就算馮利強說董一分錢沒還，我們也可以這樣出執行證書，要求還6990萬元加利息。我們做了電話通知，只是通知不到你，我們也沒辦法。”

　　此外，大名縣公證處所存檔的國昌公司章程最后一頁董升明的簽名與其所提供的公證材料中董升明的簽名，字跡完全不一樣。

　　對此，趙占紅則辯稱，公司章程上已有公司公章，“沒太注意字跡不一致的問題。”

　　趙占紅表示，我們的公證不存在任何問題。認證公證書存在過錯，不屬于法院的受理范圍，應駁回他們的起訴。”記者 何林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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