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正在進行，在“合拍”“IP”“網大”等關鍵詞外，中國電影行業的人才缺口也成為關注的焦點。

　　中國電影的人才危機的確不是偽命題。一個最能直接反映這個問題的現象是：往往一部電影剛取得成功，這個劇組的各個工種負責人就相繼成立自己的公司，無論演員、攝影師、錄音師、剪輯師還是美術師，無一例外都干起了導演。于是乎，新晉導演越來越多，新的影片越來越多，而專業技術工種的人才卻越來越少，行業的專業化也成了問題。用捉襟見肘來形容這場人才危機，并不過分。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中國電影太缺自己的“藍翔”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演員徐崢自幾年前的《人在囧途之泰囧》后，完成了由演員向導演的轉型，拍攝《泰囧》的過程中，他也組建了自己的專業團隊。然而，就在徐崢籌備“囧”系列第二部影片《港囧》的時候卻發現，上一部影片的攝影師也成立公司當導演了，沒有了御用攝影師，團隊的搭建又得從頭開始。

　　影視行業有個非常形象的術語——軋戲，它指的是演藝人員在同一時期同時參與多個項目，在不同劇組、不同角色間來回竄場。軋戲多了，自然無法在具體項目、某個角色里投入太多，最后拍出來的作品也不會太好。據了解，當前國內某些年輕演員同時軋戲多達11部，讓劇組叫苦不迭。“但觀眾不是笨的，這樣荒腔走板拍出來的電影，看一次、兩次也許還可以，第三次就不會看了。”制片人譚芷珊說。

　　為什么這么缺人？這與十幾年前中國電影產業規模的迅速擴大有直接關系。“人才成長速度趕不上產業發展速度。”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說。從改革開放初期年產幾十部電影，到現在年產700多部電影，再加上大量的網絡大電影，突然這么大的創作量，人才缺口自然會出現。“這個時期，新的網生代出現，電影人也正在換代，無論創作者還是觀眾，上下兩代人之間橫亙著20年的時間，人才少、創作量大，直接導致跨界創作人員特別多。”

　　缺口不僅出現在導演、編劇、演員等最核心的創作人才。幾年前，導演馮小剛的一席話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中國電影行業最缺的是自己的‘藍翔技校’。”電影行業的“藍翔技校”，意味著要為中國電影培養最基層和具體的技術工種，比如燈光、美術、化妝、錄音等。

　　盡管有人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但實際上，電影行業里無人不曉的一個事實是，現代電影是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每一個細小的工種都是一顆必不可少的螺絲釘，任何一個松動都會直接影響整部電影的表現力。而在工業化認識的基礎上，對“螺絲釘”進行系統的培養，顯然是當前的中國電影行業最缺乏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內從業者都有向國外學習的意愿，但回到中國現實環境中來的時候，還是以老派的做法來做事，這是不行的。”華人文化控股集團聯席總裁應旭珺說。

　　她所說的老派做法，指的是過去中國電影的作坊式生產方式。雖然電影產業化改革已經進行了十余年，中國電影工業化水平的突飛猛進也在《捉妖記》《美人魚》《鬼吹燈之尋龍訣》等影片中可見一斑，但作坊式生產的思維模式仍然對今天的中國電影行業影響頗深。“工業大片要求每個工種的專業性和緊密咬合，而部分中國電影從業者尚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稀釋了人才基礎。”

　　一輩子沒進過劇組，卻在教如何執筒

　　人才如此缺乏，是因為中國的高校沒有培養電影人才嗎？

　　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中國是世界上學習電影的人最多的國家。在中國，除了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電影人才培養的專業大學外，不少綜合性大學也設置了與電影相關的學科，尤其是電影表演專業。每年年底，幾家電影專業院校的表演專業招生都吸引著全社會的目光，甚至成為國內新聞行業年年固定的“大餐”。年年都有這么多學生畢業，為什么不僅電影行業還是缺人，而且還有不少學生畢業就失業？

　　“最大的問題就是培養沒有專業性，我們不是由專業人士培養專業的人才，導致的結果就是畢業生雖然多，但卻不能很快派上用場，需要經過下一輪的實踐重新訓練才能成才。”尹鴻還強調，當前國內電影行業最缺少的仍然是技術工種。近年來，尹鴻擔任過國內所有影視獎項的評委，但他發現，評技術獎時永遠只有那幾個人，沒有新一代的技術人才出現。“攝影、美術等新一代的人才斷代，這是教育和產業之間的脫節。”

　　究竟什么樣的人才能獲得擔任電影相關行業教師的資質？這個問題或許直接觸及人才困境的核心。眾所周知，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是世界最優秀的電影學院，近30年來，從該學院走出的畢業生就獲得了30余座奧斯卡小金人。談到學院的人才培養秘笈，院長伊麗莎白·戴莉說：“我們只雇傭專業人士進行教學，至于他們有沒有學位則并不重要。他們在業界有數十年的工作經驗，但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從來沒有上過大學。我們必須讓教師有效地工作，規則很簡單，我們鼓勵他們在教學的同時進行自己的創作項目，如果能讓學生加入到他們的項目中來，這是最好的。通過專業人士和學生的合作，我們讓學生知道更多、實踐更多。”

　　而在中國，教學實踐的規則與美國恰恰相反——沒有博士學位的人很難留在高校任教；即使破格在高校任教，在具體的職稱評定、晉升機會等方面也明顯不具優勢，客觀上導致這些人才難以生存。

　　“這對電影這樣的應用型學科的教學來說其實是不科學的。”尹鴻說，“就好比搞文學創作一樣，文學博士一定不是搞創作的人，搞創作的人一般不屑于當文學博士。對電影學科師資學歷過于嚴苛的結果就是，教表演的老師可能一輩子都沒演過一個角色，卻在教學生如何表演；教導演的老師可能一輩子都沒進過劇組，卻在教學生如何執筒……”

　　“名牌”固然安全，但創意需要新人

　　人才危機并非只在中國出現。上世紀末，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人才危機也同樣給產業帶來了潛在威脅。

　　譚芷珊回憶那時候的境況時說：“因為行業發展太快，稍微有點能力的人就已經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自然也就不愿意再從事具體的工作。人才最缺的時候我連一個場記都找不到，只要一個會寫字的人就可以來做場記。”

　　這樣的情況，也正在中國當前的電影行業悄然蔓延。

　　行業外的人，有了錢就想進行業里玩玩；行業里的人，稍稍干兩年就想當導演。這是頗具時代特色的行業現狀。譚芷珊認為，這跟東亞電影文化中的導演中心制有很大關系。

　　“我在做一些合拍片項目的時候發現，國外許多電影人非常滿足于鉆研自己的工種，不管是化妝、攝影還是美術，他們會覺得把這個行當做到最精就很厲害了，不一定都得去當導演。這跟他們的制片人中心制是有關系的。在制片人中心制的工作環境下，導演和其他工種都一樣，都需要服務制片人的協調，大家互相配合。但在東亞國家的電影行業中，導演中心制決定了導演的話語權最大，所以大家都搶著去當導演。”譚芷珊說。

　　伊麗莎白·戴莉同樣認為，對導演崗位的過度覬覦是當前中國電影從業者與美國從業者最大的區別之一。“在美國，很多學生來到學校后都想成為導演，但在最后一學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會想成為制片人、剪輯師、攝影師……他們畢業時，工種更加多元化，可以找到自己究竟擅長哪個工種，而不是全都擠破頭做導演。我們總是告訴學生要忠實于自己的工種，也要尊重所有工種，如果你一直想在導演方面有所建樹，也一定要在自己本行已經做得非常好的基礎上進行。事實上奧斯卡小金人也會頒發給不同工種的佼佼者，因為電影創作真的是在運轉一臺龐大的機器。”

　　對于任何一個行業來說，資本都是重要的風向標。同樣，在電影行業中，投資人意識與產業發展和人才成長的路徑也發揮著潛在的導向作用。而目前的情況是，不少投資人為了規避風險，偏向于在執行項目時選用已經成熟的人才，如此一來，年輕從業者難以獲得實踐和鍛煉的機會，成熟人才的價格也越來越高，疲于完成多個項目而難以保證影片質量，對行業人才成長和產業發展都造成了不利影響。

　　莊澄是《無間道》系列電影的出品人。他回憶《無間道》劇組在選擇演員時的經驗時說，《無間道》第一部中由劉德華和梁朝偉扮演男主角，另外兩位年輕演員扮演他們的青年時代，而到了第二部中，兩位年輕演員已經可以擔綱扮演主角，不僅觀眾的接受度高，劇組的成本也實現了有效控制。

　　“很多投資人和制片人在用人時往往太保守，只敢用‘名牌’。當然，‘名牌’有時的確是保證，但創意產品永遠需要新人。你也必須要有敢用新人的眼光和膽識，才能把電影做好。”莊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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