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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在談到宣傳工作時，曾提出“時度效”的概念。說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處理一事時即便合理合法合規，也需要考慮其效果與影響。這怎么判定？還是要從輿情中看，從民意中看。

　　人大碩士、剛出生兩周的女兒、警察、嫖娼、死亡……當這些要素“集齊”，一件事不演變成一個公共事件都很難。沒錯，說的就是最近幾天備受關注的“雷洋死亡事件”。拋開案件的種種細節不談，此事之所以能夠引爆輿論，根本上就在于，它擊中了這個社會緊繃的那一根弦。

　　考入名牌大學，進入事業單位，工作安穩，買房成家，生兒育女……如果不是因為這樣一個“意外”讓生命戛然而止，恐怕雷洋也與千萬個你我一樣，在自己的軌道上一路向前。傳言說這個年輕人正準備換個學區房，雖然不知真假，但生活的艱難、未來的希望，卻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弦。

　　“代入感”，是理解這一事件背后復雜心態的一個關鍵詞。“理解之同情”，會伴隨著一種感同身受，這正是公眾為什么執著于對雷洋死亡真相的追問，執著于對執法記錄、手機信息的深度還原。的確，如果這樣一個有著正常甚至是向好人生的年輕人，會遭遇此種不幸，那更多人難免會擔心自己的處境。

　　其實，最近幾起引來廣泛關注的公共事件，莫不是以類似的情緒切入輿論場。大學生魏則西去世，對百度和莆田系的關注，源于對自身信息獲取權、生命健康權的關注；醫生陳仲偉遇害，同業、市民和網民的集體悼念，指向每個人都可能會去的診療身體與精神疾病的地方。當年溫州動車事件后，就有人指出，這一事故引發的其實是公眾的集體焦慮：急劇轉型的社會，難免會讓人覺得腳下是一塊浮冰。

　　有人判斷，在未來一段時間里，“涉及普通人的個人利益受到侵害的報道，可能會引發一波又一波的傳播熱點”。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如此，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也一樣。當更多人憑借自身努力打拼來一個更好的生活、當更多人在信息時代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一旦被剝奪、被損害，激起的浪花很可能會超過以往。

　　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社會管理者們需要更多思考。習近平在談到宣傳工作時，曾提出“時度效”的概念。說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處理一事時即便合理合法合規，也需要考慮其效果與影響。這怎么判定？還是要從輿情中看，從民意中看。輿論審判不可行，但執法司法要有良好的社會效果，卻也不能不考慮輿論的因素。如此，方能更好地理順情緒、疏導焦慮。

　　改革是當前和今后中國的一個主調。改革的目的，是讓公眾有“獲得感”。有“獲得”，就更不能讓公眾患得患失。一個穩定的預期，無疑至關重要。雷洋死亡事件，或許就在這個角度上觸動了千萬人的心弦，成為一個偶然發生的標志性事件。

　　而說回到事件本身，公眾需要質疑，也需要排除偏見；面對質疑，警方需要回應，更需要給出完整真相。質疑—回應—再質疑—再回應，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求取真相。而在最終的結果到來之前，公眾不妨給真相一點時間，事件調查者也要更多一些誠意，重證據，講道理，有問必答，說服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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