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總需求中投資消費比重失衡全面推升了各部門負債率。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需求管理開始，我國主要通過高投資率來拉動經濟。這種高投資主要集中體現在對房地產和城市基建的投資上面。這種需求管理模式極大拉動了企業的融資需要。企業很難通過股權融資來完成這些項目資金，更多是通過銀行貸款等來完成，推動了杠桿率的上升。

　　再次，以量為主的增長模式造成了過剩產能，推升了過高的杠桿率。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中可以看出，我國長期堅持的以量為導向的供給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環境，導致大量過剩產能的出現。這些過剩產能依靠貸款等資金支持，為此貸款的企業進一步轉化為僵尸企業。這個累積的過程進一步推升了全社會的杠桿率。

　　最后，金融數量管制等金融政策通過影子銀行提升了杠桿率。我國企業在高杠桿率的同時，也持有了大量現金及等價物，企業存款在M2中的比重一直持續上升。定期存款的增加表明資金大量沉積在企業中，并沒有發揮購買原材料、促進流通的作用。這意味著我們的杠桿率并不是為了生產，而是資金沉淀。這些沉淀的資金里面的主力就是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銀行為了規避貸款規模管制需要將正常的貸款轉化為不受到管制的品種，導致了表外貸款和影子銀行業務的盛行。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對商業銀行的回報，每個企業并不能完全得到貸款的使用權，將部分貸款必須存在銀行，幫助銀行擴大負債，增加規模。通過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的方式，這些錢主要進入了表外理財，導致企業持有的現金和理財產品的持有數量上升。由于貸款主要和抵押品有關，而不是企業的投資機會，這就導致了流動性錯配，企業持有現金水平與投資機會無關，導致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通過參與金融活動，整個這種泛金融化過程推升了企業的負債率。

　　去杠桿的政策建議

　　我國的高杠桿率更多是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等結構性因素產生的。這就意味著必須在長期過程中通過改革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在這個長期過程中也需要一些短期措施來保證不發生金融風險。

　　取消金融規模管制。前面的分析已經表明，我國當前影子銀行體系日益龐大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的規模管制，逼迫商業銀行將表內業務轉移至表外。規模管制就導致金融空轉，實體經濟與金融脫離。所以，當前亟需取消合意信貸規模管制等直接的數量型管制措施。當然，規模管制的取消并不是能夠輕易完成的，還需要輔以利率市場化和宏觀審慎監管的推進。

　　以構建基準利率為突破口加快利率市場化。為了在放松控制之后保證貸款增速不失控，就需要盡快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貨幣政策走向價格型調控，從而改變商業銀行的動機。利率市場化并不僅僅是放開存貸款利率就可以。利率市場化關鍵的問題是放得開、管得住。因此，利率市場化中最為迫切的任務是加快建設政策利率，選定一個短端利率作為未來的政策操作目標利率，以此為基礎構建合理的利率期限結構，從而加快塑造商業銀行合理的價格環境。

　　以金融大部制為切入點推進宏觀審慎管理。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還需要輔以宏觀審慎管理。宏觀審慎管理采用了一般均衡的思路，以資本監管和流動性監管為主要手段，可以有效防止目前微觀審慎監管的不足，避免金融體系違約產生的信貸緊縮和火線銷售問題。在我國，宏觀審慎管理需要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誰來實施。建議以中國人民銀行牽頭，構建金融大部制，依據主要是：首先，金融部際聯席會無法承擔宏觀審慎監管職能；其次，當前我國的金融體系處在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變革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讓這兩個變革與其他金融監管改革協調，容易引發金融危機。

　　適時加快注冊制改革。要降低杠桿就需要加大股權類融資。這需要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設。因為現在的市場機制與當前的全面融資需求并不匹配，這就需要有大規模改革的勇氣。注冊制改革正好提供了這個契機，可以通過全面改革構建符合新常態發展要求的股市。

　　與化解產能過剩聯動。高杠桿很多是和過剩產能、僵尸企業相聯系。要化解高杠桿，一個關鍵就是解決過剩產能。對過剩產能的債務可以通過減記、債轉股等方式處理，在企業的重組過程中合理安排債務，提升企業經濟績效。

　　通過給央行、政府和居民加杠桿，為企業去杠桿創造條件。全面去杠桿會導致社會的資金緊張，加大經濟下行力度。我國政府和居民還有較大的加杠桿空間，可以通過鼓勵發債和貸款等方式來擴大杠桿率。這個過程提高了社會需求，為企業降杠桿提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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