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李瑞寧

　　日前，黑龍江省48家單位因為阻礙4G基站建設，導致一些地區4G信號無法覆蓋，被黑龍江省企業投訴中心公開曝光。一石激起千層浪，自從4G業務推出以來，不時可以聽到諸如信號不穩定、資費過高等“吐槽”，基站建設的短板，則暴露了4G推廣中的另一問題。4G網絡建設存在哪些問題？是否成為影響4G普及的癥結？“叫好不叫座”的4G技術，如何給用戶帶來更順暢、更安心的消費體驗？記者展開了調查。

　　利益封閉 輻射擔心

　　基站建設遇阻力

　　作為現代信息服務產業的重要支撐，各地均將4G網絡列入重要建設規劃。2014年，海南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加快4G網絡建設和業務發展，實施“信息惠民”工程列入年度工作重點。黑龍江省明確提出：“迅速開放政府機關、事業單位、高等院校、車站、展館、旅游景點等所屬建筑物以及公路、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用于支持4G基站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盡管有這些明確要求，4G基站建設還是遇到了一些阻力。從黑龍江省被通報的單位看，既有工商局、國稅局、衛生局等政府機關，也有高等院校、旅游景區，以及農墾、電力等企業。而阻礙4G基站建設的原因則五花八門，“可能破壞外墻裝修”也是一種理由。還有一些人誤以為4G基站的輻射影響健康，因此而阻撓基站建設。

　　黑龍江哈爾濱地鐵集團以網絡運營商未達成地鐵1號線一期、二期通信系統回購（租賃）協議為由，拒絕運營商對發生故障的5處基站進行工程障礙搶修，導致手機信號無法覆蓋地鐵，用戶大規模投訴。而地鐵集團要求回購的項目金額達到5718萬元，遠超運營商承受能力。

　　位于哈爾濱市松北區的太陽島風景區是全國聞名的5A級旅游景區，景區管理局要求運營商按照指定形式建設基站，并需在具備WiFi信號發射功能的同時額外承擔部分流量費用，一切廣告權限則歸該局所有。經測算，如按該方案執行，景區內的基站數量將由原計劃的7個增加至300個，建設成本由700萬元增加至3000萬元，運營商不堪重負。

　　此外，一些單位還以“不再續簽基站協議”“職工反對”為由，拒絕開放基站站址資源。今年以來，安徽、福建、湖北等地均出現居民以基站有輻射為由阻撓建設并拆除鐵塔的事件。

　　在7月舉行的工信部網絡提速降費專題新聞發布會上，工信部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曾表示，我國的4G基站現有133萬個，今年底前還要再建100萬個，但整體數量仍供給不足。業內人士指出，基站選址難、建設難、保有難“三難”問題，已成為我國4G建設發展的一大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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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號飄忽 資費心跳

　　“提速降費”需作為

　　4G業務推出以來，信號不穩定是用戶體驗不佳的一個突出問題。廣告中宣傳的“極速體驗”不時遇到“龜速現實”。“說好的網速去哪兒了？”這與基站覆蓋率不足有一定關聯，又反過來制約了4G的進一步發展。

　　“從哈爾濱到齊齊哈爾大約300多公里，在兩地之間往返，移動4G信號時斷時續，有時連3G的速度都達不到，有些地方干脆沒有信號。”哈爾濱的姜先生是一家互聯網企業的主管，工作性質需要他時刻在線。在沒有WiFi的環境，4G是他唯一的選擇，但使用中的這些不愉快，無疑令公眾對4G的效果產生質疑。

　　記者調查發現，信號不好已成為4G使用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在廣州，地鐵3號線體育西至番禺廣場段是客流量相對集中的地區，移動4G雖有覆蓋，但在地鐵行駛過程中，時常出現卡頓或掉線情況。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則全線無4G信號。

　　在安徽合肥，用戶最不滿的是“網絡在4G和3G之間飄忽，市中心信號較強，位于郊區的居民小區信號較差，有時進入商場、寫字樓，4G信號突然完全消失。”

　　“如果開著4G流量不關，一覺醒來，你的房子就不屬于自己了”，這是關于4G資費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說法雖夸張，但4G昂貴的資費確實屢遭用戶詬病。2012年以來，工信部已經連續四年啟動“寬帶提速”專項行動，但距離用戶期待仍有差距。今年4月，李克強總理要求“提網速、降網費”后，主管部門和電信企業陸續推出多項舉措和時間表，效果仍待實踐檢驗。

　　不少網友認為，盡管經過“提速降價”，三大運營商的4G資費標準還是偏高。以安徽省移動4G流量資費為例，分別有10元70M、40元700M和50元1G的流量包套餐，超出套餐部分的流量則按照0.29元/M計費。這就意味著，額外使用1G流量的花費要達到290元。對于每天使用在線點播、視頻通話等應用的用戶來說，套餐所能提供的流量遠遠不夠，但超出部分的流量費用又過高，實在難以接受。

　　艾媒咨詢《2014年中國手機網民流量使用情況報告》顯示，2014年，59.1%的手機網民每月實際使用流量會超出月租流量套餐，其中25.8%的網民會超出流量套餐較多。現在，微博、微信等社交軟件、網頁和網絡應用中加載的圖片、音視頻消耗的流量較多。費用這道門檻使得用戶不敢“敞開使用”，從而降低了體驗質量，也導致4G發展遭遇瓶頸。

　　法規護航 思路創新

　　角色調整求長遠

　　飛象網CEO項立剛認為，很多地方機構囿于自身利益，阻撓網絡運營商進入，這是國內4G建設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這個時候需要政府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對于那些缺乏充分理由，卻不讓運營商進入或收取很高費用的情況進行處罰，保證通信暢通，保護消費者利益。”

　　“4G信號不好與現階段4G的基礎設計也有關系。”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副教授田麗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在她看來，4G走的是高頻信號，頻率越高，基站的覆蓋范圍越小。如果適當降低4G頻率，對廣電運營商和電信運營商進行頻率資源的重新分配，重新規劃基站資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基站建設總是跟不上發展的問題。

　　信號問題需要協調與規劃，降低費用這事也不能太過心急。國家發改委體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員史煒認為，運營商是國有企業，也是上市公司，要面臨國資委的業績考評，“在國外，運營商可自行調整資費。但國內的運營商卻不能這么做。調整資費必然會導致利潤下降，這在考評中會受到追究。”史煒認為，降低資費很難一蹴而就，應在技術不斷進步、用戶規模不斷擴大、成本消化機制不斷完善的基礎上逐步落實。

　　當下，“提速降費”已在運營商套餐政策方面有所體現。5月14日，中國移動發布新的4G資費套餐政策，宣布資費全面下調，并推出了流量共享、清零周期延長至半年等新政。據中國移動市場部副總經理陸文昌介紹，中國移動4G資費還將繼續改進，目前正在四個省試點“彈性計費”和“智能匹配”；與70多家企業展開合作，發展定向流量的后向收費模式。

　　田麗建議，三大運營商除了要不斷提升技術，還應考慮以創新思路調整盈利模式，實現規模效應。現在農村地區和城市的中老年人口是我國網民拓展的新領域，運營商可以配合國家網絡入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區建設，將國家信息戰略融入商業模式，應有利于消費者認可并樂于使用4G。此外，運營商也不該只擔任“收過路費”的角色，更要關注4G內容的豐富性、便利性、針對性，用市場化的手段參與產業鏈的融合，這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長遠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