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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前后，成都兩名中小學生相繼跳樓，10歲男孩軍軍更是在課本上留下“老師我做不到”的“遺言”，迅速傳開的消息觸動了徐曉玲，她是成都市國資委的普通公務員，成都市政協委員，也是一個8歲孩子的母親。“孩子的心理為何如此脆弱，要想到，跳下樓的只是兩個孩子，還有許多遭受同樣心理困擾的孩子。”徐曉玲說，關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學校、家庭以及相關職能部門一起努力。（1月10日四川在線）
　　
　　中小學生跳樓自殺是家長的痛，是公眾的痛，更是社會的痛。他們正風華正茂，處于年華妙齡的黃金時期。他們還有許許多多的青春使命還沒完成，他們還有許許多多的夢想正在含苞欲放中急待綻放。如果他們走向自殺的“地獄”，他們將是最無辜和最令人痛心的悲哀。
　　
　　實際上，近些年關于中小學生因為“負擔過重，而不能承受，選擇自殺或其他方式結束生命”的案例屢見不鮮。這也在深深地拷問著公眾的靈魂，叩打著社會教育體制的“重量”。孩子們該怎樣成長，究竟該接受什么樣的教育內容、教育方式以及達到怎樣的效果等一系列話題都縈繞在社會有識之士的腦海里。
　　
　　當然，關于這個話題，其追溯到源頭性的問題就是我們經常在議論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轉變和過渡。體制性問題雖然有點大或者高深，甚至難以取舍，但或許最簡單的衡量標尺還是孩子們的快樂、健康和隨性，這也應該是敦促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重要依據和方向。
　　
　　對于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長，我們需要亡羊補牢，但更迫切的是反思現行教育制度和把對生命的敬畏與呵護拿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來踐行。一切以他們的安全、健康、快樂和隨性為中心，全社會一起行動起來，時時刻刻關注中小學生的教育和成長，力爭不存社會“死角”。
　　
　　盡管這兩起中小學生跳樓自殺事件只是偶發個案，但背后與之發生關聯的卻是系統、復雜的綜合性問題。無論是原因，還是解決的措施，都是整個社會的事，哪一方單獨來談、來實施，都解決不了本質的問題。正像徐曉玲女士所說的那樣：不僅要重點關注他們的心理健康，更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團體和政府等一起努力，攜起手來全方位打造孩子們的教育和成長環境。否則，無論哪一環出了問題，孩子們的悲劇都會重演，將會是整個社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