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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上大學而棄讀這年頭已算不上吸引眼球的新聞了。每年秋季開學，總有些二三本院校的新生沒有報到。但近日，成都女孩玲玲考上大學遭父親反對的新聞還是引人關注。玲爹算了筆賬，上大學每年至少花2萬元，4年8萬元，若打工，每年可掙2萬元，4年同樣8萬元。一來一去16萬元。有這筆錢，買房、做生意，干啥不好？總之，上大學虧本虧大了！

　　這可說是最新版的“讀書無用論”。有意思的是，媒體就此做的網絡民調，居然有七成多網友支持玲爹，認為學知識不一定在大學，社會同樣是座大學校。當然，也有持異見者，以親身經歷，痛說此生沒能讀大學的遺憾與不甘，甚至愿資助玲玲上大學。這真是，大學“圍城”內外，好不熱鬧。

　　咱中華民族素有崇學敬書的傳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甚至寫過字的紙都不可亂丟棄，那叫“敬惜字紙”。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便珍藏著大量“習字紙”。在民間，一說“書香人家”，立馬就多了幾分敬意。當然，崇尚讀書，內在動因還在于綿延千年的“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制度。同時，以往讀書只是少數人的“特權”，稀缺則貴。即便是前些年，上大學也絕對是“改變命運”的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打破頭也得擠過去，豈有“棄讀”之說？

　　其實，大學由象牙塔頂走向大眾，讀大學由特權變成每個人的普適權利，體現了社會的進步。至于上還是棄，也是個體的自由選擇，犯不著大驚小怪。而玲爹“上大學虧本”的算式，作為一名僅有小學文化的農民，靠勤勞雙手在城市打拼經年，過上殷實的小日子，也印證著人生的“上升”路徑并非只有讀大學一條道。更何況，近年出現的大學生就業難，以及大學生薪酬不如農民工的現象，確乎也佐證著玲爹實用哲學的不謬。

　　說到底，對于上大學，正反兩方觀點的支撐都沒跳出“實用至上”的窠臼。而把上大學視作“敲門磚”和改變境遇的工具，也是一種低層次追求。上大學是否意味著將來拿高薪、賺大錢？能否做公務員、進官場？至少，能否有個好工作？果真行，OK，上；不行，還要花大本錢，那得掂量掂量。而作為高等教育，其實更多的應關乎人的文化修養、價值觀等精神需求。在不少國家，讀大學與“實用”其實關聯并不緊密，正如歐美等國，的士司機可能是生物學博士，水暖工也會是人類學博士一樣。

　　問題在于，上大學是玲玲的理想，也是她的權利。這又怎么辦？難道就因父親的反對就不得不放棄？一名農民父親的固執，其實也揭開了現實的一個大問題：作為成人的大學生，上大學的花費是否一定要完全依賴父母？為何我們不能給玲玲們提供更多更順暢的求學途徑，讓其自食其力讀大學？進而需追問的是，何時我們對讀大學，能夠徹底擺脫純功利、實用主義的評判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