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的收入增幅達到了24.2%，同期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更是達到了31.2%。然而相比之下，城鄉居民的收入增幅卻只有7.6%。

　　公共財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財政收入的有效增長，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民生的保障作用不言自明，但民眾收入增長長期跑輸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所形成的弊端也昭然若揭——

　　國民收入向財政集中將導致消費的萎靡和內需的不足。消費動能的長期不振，最主要因素就是勞動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過低。

　　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經濟主要依賴投資特別是依靠政府投資而拉動前行，這種“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模式盡管帶來了一個又一個大型工程項目的高歌猛進，但也形成了對民間資本的強大“擠出效應”，私人企業承接社會就業的力量受到壓抑和削弱。

　　從98個中央部門近期已經公開的“三公”經費中，雖然如同國稅系統高達21億元的支出并不普遍，但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開銷也多如牛毛。更重要的是，由于可以支配的財政資源向政府部門集中，加之缺乏有效的監督，那些掌握財力分配話語權的政府官員完全可以通過權力交易實現自己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結果自然非常殘酷：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模式很容易成為腐敗叢生的重要溫床。

　　國民收入向財政集中可能誘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一個巨大隱憂。由于國有企業利潤的財政化和部門化，加之壟斷企業的巨額利潤，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正日益擴大。

　　顯然，實現真正意義的從“國富”到“民富”，已經不僅體現為國民收入的增長，而且關乎到中國經濟的未來命運，為此必須從制度和機制創新層面確保“民富”工程的到位。筆者認為：

　　第一，出口拉動和投資拉動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最主要路徑，但這種模式的弊端已日漸凸顯出來。對此，政府在最大程度地壓縮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同時，應當切實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主流經濟領域；同時通過無息貸款、稅收返還和關稅折扣等經濟手段鼓勵企業的技術創新，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從政府主導型轉向市場主導型，由出口依賴型轉為消費依賴型。

　　第二，未來政府公共財政開支應當最大程度地突出以社會保障為重點，切實補齊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短板，力爭到2015年使社會保障投入占到財政總量支出之比達到40%甚至更高，同時提高公共服務與社會救助水平，使更多的社會群體能夠享受和消費到優質的公共產品。

　　第三，要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并向民眾慷慨分紅。否則，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眾而言就只有憲法意義而已。

　　第四，針對腐敗群發和惡性案件增加的趨勢，管理層除了注重制度建設和預防機制塑造外，還應當廣泛發動媒體和通過群眾監督的形式對腐敗分子形成圍攻和高壓之勢，以此保護公共財力和民眾財富不受到權貴者的吞噬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