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42名精神病人集體脫逃事件真相還原———

　　黃自超既不是領導“被精神病者”逃出醫院的反抗首領，也不是出于“天氣過熱”之苦而出走的逃難者。

　　7月5日，廣西藤縣第三人民醫院精神科的42名病人集體暴力脫管，帶頭者黃自超脫管的動力和方向，只是一個“家”字。

　　5年醫院生活后，黃自超在三重門外享受到了4小時自由，向著家的方向，走完了1/10的路程。

　　從脫管到被送回病房，4個小時并不足以讓他到達目的地。非受制于醫院的搜尋，而是無處容身。

　　被困住的靈魂

　　“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

　　在藤縣第三人民醫院精神科的病房里，病人黃自超用廣西白話對護工曾超忠說道。

　　曾超忠在這個病房里工作了7年，黃自超在病房里住了5年，兩人是共處時間最久的一對朋友——盡管不那么肯定，但曾超忠仍用這個詞來形容兩人的關系。因為如果他本人不能算是黃自超的朋友的話，那么這所病房里可能再無他人能夠擔當這樣的角色。

　　在“喹的平”、“奮乃靜”等藥物的長期作用下，黃自超在多數時間里保持安詳靜默，與正常人無異。每當這時候，他會和曾超忠談談心。曾超忠在多數情況下也是個淡漠的人，與人交流過程中，時常會陷入片刻令人難以預料的緘默。這樣的兩個人談起天來，常常像《心是孤獨的獵手》中的希臘精神病人和他的啞巴朋友，很小的信息量會分攤到很長的時間跨度中去。

　　黃自超偶爾會借曾超忠的手機打幾個電話，打給家里，但每次聊不了太長時間就會掛掉。“為什么我的弟弟們不來看我？”他有兩次這樣對曾超忠表達過。曾無以回答。身邊的病友們常有家人來探望，送錢，送水果，噓寒問暖。他還注意到，今年5月以后，還時常有病人告訴家屬自己“病好了”之后就被接出醫院。黃自超也常常說自己“病好了”，不過只有說給病友、護工和自己聽。

　　看著身邊的人來了又去，黃自超就會說出那句話——“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有一次曾超忠接過黃自超還回來的手機，問，為什么你不得回家？他的回答是，他爸不會讓他回來。

　　在最清醒、暫時度過頭腦中的精神荒漠的時候，他會跟他的護工朋友吐露最真實的心聲。他會說，他真的好后悔殺掉了自己的老婆啊。

　　另一種“被精神病”

　　2008年以前，黃自超住在位于藤縣太平鎮善慶村的家里，和父母、妻子、兒子、閨女以及弟弟、妹妹們親密往來。在堂妹黃錦華看來，這位堂哥平時沒有什么異常之處，說到頭就是更為沉默一些。

　　但這一切都在2007年底逐漸起了變化。在沒有明顯誘因起病的情況下，黃自超開始出現自言自語且內容紊亂的癥狀。有時他說“有人害他”、感到害怕。他晚上睡眠差，還常在房間里無目的地走來走去。因經濟條件有限，家人未予重視，黃的癥狀反復發作，時輕時重。直到2008年4月，他提起了菜刀，無故把正在院子外面晾衣服的妻子砍倒在了血泊中。當家人發現這一幕的時候，黃手中的刀還在向自己的頭、臉上揮著。偏遠靜僻的小山村里，誰也沒有見過這樣駭人的一幕。

　　廣西南寧第五人民醫院司法鑒定所將黃評定為：精神分裂癥，案發時處于發病期；無刑事責任能力。經家屬同意，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協助將黃自超送到了藤縣第三人民醫院治療。

　　家庭破碎。時年65歲的黃位榮老人在一天之內就失去了大兒子和大兒媳，加上另兩個兒子外出打工，留給他們老兩口的，是10個孫輩的孩子和5畝稻田。突然變故的驚悚、失去親人之苦以及生活負重一齊壓向這個家庭。黃父又哀又恨，從2008年大兒子被送到精神病院開始，他就從未期待過大兒子能回來。堂叔黃進金總是決斷地說：自超的病肯定治不好的。

　　60公里以外，黃自超開始了精神病院里的生活。剛進來時，他的暴力傾向仍然在病房里釋散著，連護工曾超忠看到了也會害怕。“他們發作起來不認人的，常常說一些打啊殺啊的。”他說。在發病期，日常建立起來的良好關系會蕩然消失，唯一所能依靠的方法就是藥物“鎮壓”。在按規律服用一些治療精神疾病的藥物后，黃自超和其他病人一樣，漸漸靜寂，也漸漸清醒。

　　幾年過去，精神科對黃自超出具了新的診斷證明：未見明顯亂語，行為紊亂的癥狀已基本消失，他能夠協助他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與病友相處還算融洽。但是，和家屬聯系溝通后，醫院“領回去繼續服藥治療”的建議卻沒有得到同意——沒有一個家人希望黃自超回家去。

　　沒辦法，醫院只得繼續收容他。一位精神科的護工在和記者聊天時苦笑說，能出院卻出不了院，這是不是也算你們要找的“被精神病”？

　　三重門外的4小時

　　在清醒的時候，日常的住院時光會顯得更加漫長。

　　起床，吃飯，活動，吃藥；打牌，下棋，看電視，散步。如同鄉鎮景象一樣，晚9點，這里即關燈、關門，病人們須上床睡去，停止活動。萬籟俱寂，只有病房墻上的排風扇和清醒狀態下的思維還在轉動。6月底的晚上，黃自超時常對來“望”(巡視)的曾超忠說上幾句話。要么就是“太熱，這里又太窄，睡不著”，要么就是“我病好了，我想回家看看小孩”。

　　終于，“怨念”在7月5日晚上落在了實處。20時許，就在護士剛剛送來藥、曾超忠準備鎖上病區的門時，黃自超對他的護工朋友采取了行動。他從后面摟住曾超忠，呼喊著同病房的病友來搶奪這名護工身上的鑰匙——用來打開橫亙在他面前的三重門、手機——用來聯系家人的工具、錢——用作回家的盤纏。事后，藤縣衛生局局長證明黃自超當時清醒，而曾超忠卻為黃辯護說他是“一時沖動”。而事實上當晚所發生的是：黃自超拿過搶來的一千元錢，只留一百，余下的當場返還給了曾超忠。

　　沒有來得及對他的護工朋友說句話，黃自超帶頭跑出病房，身后跟著的是同屋的6名病友——這就是事后被定義為“肇事肇禍”的精神病院群體。看到大門洞開后，又有35名病人明白過來，叫著好便跟了出去。一時間42名精神病人浩浩蕩蕩地走出精神科病房。值晚班的幾個醫生、護士根本不敢攔。

　　從藤縣第三人民醫院門口出來，這群病人一撥向東，去往梧州市方向；一撥向西，去往藤州縣城。醫院門口的摩托車機修店里，店主陳強正在洗涮收拾，突然間看到眼前十幾個人正在排成一列兀自向西走，有些人行動遲緩，走路甚至不擺臂。等陳強明白過來出事的時候，“各種當官的”和警車已經紛至沓來了。市縣領導們坐鎮醫院指揮部，200名警察、縣城管、打違隊、縣鎮村各級干部400名全部出動，一場搜尋行動正式拉開序幕。

　　黃自超走對了方向，要回太平鎮，所途經之路就是向西走的藤州大道。然而5年沒有出過門的他，在飛速發展的藤縣縣城里有些迷失。當搜尋人員在午夜12點發現他時，他還在縣城的文化廣場看大家唱歌、跳舞的熱鬧，這是他5年來沒有看過的景象。此處距離精神病房只有約6公里，這只是到他太平鎮善慶村家里路程的十分之一。

　　黃自超向往著家，而遠在60公里之外，善慶村的家人們也得到了消息。只不過黃自超的堂妹第一反應是：“我聽到之后都怕死了！”她非常懼怕這個堂兄回來以后會對家人造成威脅。

　　逃出病房4個小時后，黃自超回到了這里，又看到了護工曾超忠。“對不住啊，犯病了。”曾超忠沒有說什么。

　　后來他們聽說，有一個逃到梧州市區的病友，想要向在那里的弟弟借點錢，結果后者怕哥哥鬧事，直接打電話向醫院告發了哥哥的所在地。直到次日清晨來臨、搜尋人員在梧州市太陽廣場的早點攤位上找到這位病友之前，他還覺得自己可能從此自由了。在這位病人家屬的幫助下，最后一撥脫管病人被找到，搜尋工作至此收網。

　　精神科醫生的困惑

　　黃自超留在了精神科的那間病房里，和六七名患有其他精神病癥的病友同住一屋。日常程序仍然在走，墻上的排風扇照舊在轉。

　　按照精神病院與家屬簽訂的“知情同意書”的規定，輕癥精神病人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出門活動，但這所醫院的精神科達不到這樣的看管條件。

　　縣衛生局局長劉羨杰坦言，作為鄉鎮中心醫院的一個科室，精神科及其病房還達不到精神病專科醫院的標準。位于醫院后院的三層病房樓，只是按照一個科室去落實的業務用樓，沒有醫療區、康復區的區別，沒有輕、重癥患者的區分，精神分裂癥、精神發育遲滯、癲癇等病人之間也沒有隔離，不排除病人相互產生影響的可能。

　　最要緊的還是床位。這個前身為傳染科的業務用樓，最早的床位容量只有120個，改建后擴充到了260個，但還是不能滿足全縣精神病患的需要。在我國大力推行公共衛生服務政策的大背景下，從2010年開始，藤縣在全縣范圍內開始了對重癥精神病人的排查，加強監管。對輕癥患者采取隨訪治療的對策，而重癥患者則在家屬意愿之下被送往第三人民醫院精神科。從2010年至今，該院精神科增多了200多名病人。目前，藤縣周邊各縣市的精神病院——岑溪市、蒙山縣也一樣全部滿員(岑溪市的精神病院條件更糟，甚至有七八十個病人同在一個屋檐下的大開間)，梧州市的病院倒是有富余，但按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規定，在市區醫院的報銷比例要低于縣城，起付的費用也要高。所以，縣衛生局對于家屬們“向梧州分流”的動員根本收不到成效。現在的近300位病人，只有繼續擠在這個黃自超嘴里“很窄”的精神科。

　　在藤縣第三人民醫院副院長胡超云看來，家屬不配合分流還只是個小問題。近來還有更多復雜、沒有頭緒的問題在困擾著這位精神專科醫生。比如，按照新《精神衛生法》的規定，入院、出院等一切都遵從病人及家屬意愿，那么當醫院診斷病人基本康復或可以出院歸家繼續服藥治療，而家屬不同意接收病人，要怎么辦？胡超云甚至向蜂擁而來的全國媒體記者們提出了這些問題。

　　沒有人能解答。

　　回不去的那個家

　　現年70歲的黃位榮老人拎起沾滿泥漿的褲管——剛剛在那5畝需自己打理的稻田里沾來的——點上一支煙，望著窗外獨坐在竹椅的小孫女。他所坐著的硬木板沙發，就是他晚上的臥榻。包括那孫女在內的10個孫輩孩子分占了幾個臥室的床。

　　以上那些問題，只會講白話的他連理解起來都有困難。他只是明白一點：不能讓大兒子回來。弟弟黃位森翻譯他的話道：他只當沒生過這個兒子。黃自超的大女兒和他的堂妹年齡相仿。據堂妹黃錦華介紹，黃自超的大女兒已多年沒提過父親，不但沒有過去看望的想法，甚至還刻意回避著同學們的目光。

　　“精神病在農村很受歧視的，所以他(黃自超)也很凄涼。”衛生局局長劉羨杰說。另據胡超云副院長介紹，在藤縣農村，有些人考慮到病人的隱私，不選擇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療。有的精神病人一旦入院，今后就會遭到歧視，出去找工作都會有困難。

　　從現實角度來講，黃進金倒是明白自己堂侄不能回家的道理。“醫院可以讓他回來，在家里用藥物治療，”黃進金指指一屋子的孩子，“但是，這個家里面不是老人就是小孩，誰懂得讓自超按時吃藥治療？如果再反復發作起來，怎么得了？”

　　重回精神科病房

　　7月9日和10日，有13個病人陸陸續續出院了。12日一下午的工夫，又有3名病人在家人的陪伴下離開了病房。

　　72歲的陳紹基拎著一包藥走了出來，身旁，35歲的兒子步履跟他一樣遲緩。陳紹基說，他兒子的情況屬于可以在家繼續治療。他拿出醫院開具的“出院健康指導”來，上面明確寫著“對病人”和“對家屬”的7點指導意見。意見要求家屬做到“督促患者按時服藥”、“不要過分照顧以免挫傷自尊心”、“培養樂觀向上的精神，對取得成績給予鼓勵”等。身為中西醫醫生，陳紹基微笑著，一臉輕松地將兒子接回了太平鎮。

　　而在醫院大門口，40歲的李先生小心地把兄弟扶上摩托車，結束了他這段4個月的住院治療生活。不久前，當李先生再次來探望時，他的弟弟主動對他表示，感覺自己已康復了，可以出院繼續接受治療。

　　這一天，藤縣第三人民醫院精神科的門口多了4臺空調——兩臺空調外機、兩臺柜式空調，剛剛運來，還沒有安裝。同時，衛生局局長劉羨杰正在醫院三樓的會議室里和工程方磋商著醫院的改造方案，試圖實行住院病房人性化管理。當然，如果他們向自治區申請建立專科醫院能夠獲批，那就可以重新選址建設一個具有規模的精神病院了。

　　但在這一切背后，三重門之內的黃自超還是只有吃藥、散步、看電視，夜晚聽著墻上的排風扇呼呼轉動。迄今，黃自超在精神科病房里待了5年有余，是300名病人中最久的一個。

　　對他來說唯一不同的是，這幾天連護工曾超忠也不理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