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您需要看房嗎？我們最近有個適合您的三居室。”

　　律師王鴻儒最近很郁悶：自從他賣了一套房，打算置換新居后，這類騷擾電話就接二連三找上門來。對方不僅開口能叫出他的全名，甚至手機號、職業、家庭住址、“購房需求”都一清二楚。

　　“太可怕了，還有什么是他們不知道的？”王鴻儒略加分析后堅信：他的個人信息被中介泄露了。而自己，不過是數以億計的“被泄密”大軍中的一員。

　　“個人信息被泄露，已呈現出泄密渠道多、范圍廣、程度深，且形成黑色產業鏈的特點。對被泄露者而言，不僅危害巨大，還普遍‘維權難’。”對此，北京郵電大學信息產業政策與發展研究所闞凱力教授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一句話：對信息被泄，普通老百姓幾乎是‘刀俎下的魚肉’。”

　　近日，隨著工信部透露“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首個國家標準編制完成”，這一隱私安全領域的“陳年公害”再次成為焦點。

　　而記者梳理發現，在力量天平的失守下，隱私淪陷，幾乎人人“裸奔”。

　　“泄密”渠道多、范圍廣，已成利益鏈

　　王鴻儒的經歷絕非個案，他身邊的人幾乎個個“中過槍”。

　　“請問是移動用戶×××嗎？××保險公司免費送您一份保險。”“張先生，恭喜您當爸爸！請問是否需要請月嫂？”……類似推銷短信、垃圾郵件、騷擾電話，如罩在每個人頭上的網，“每天接到兩三條很正常”。

　　而你被騷擾者掌握的個人信息，很多時候，就是他們“摸瓜”所順的藤。

　　去年年底，中國青年報一項針對近2000人的社會調查顯示，86.5%的人確認個人信息曾遭泄露。

　　“白領名錄”、“股民信息”、“豪車車主名單”、“老板手機號碼”甚至“家長信息”、“新生嬰兒信息”……中國青年報記者登錄一些涉嫌售賣個人信息的網站后發現，信息被泄的陰影，已覆蓋到社會各類人群。

　　“個人信息泄露泛濫，原因首先在于能泄密的渠道無處不在，防不勝防。”闞凱力教授告訴記者。

　　電信機構、需要注冊的網站、銀行、保險公司、各類中介、教育機構乃至政府部門和醫院……你若歷數自己的信息可能被泄的“端口”，能列出一長串名字。

　　“你能不注冊天涯、淘寶、途牛，但你能不辦銀行卡、不辦手機業務、不買房買車嗎？”王鴻儒無奈地反問，身為律師的他，已經對“填問卷免費獲學習資料”、“填寫精確信息，能獲得更好的服務”等“糖衣炮彈”多少免疫，但在上述涉及衣食住行的領域，填寫郵箱、手機號、家庭住址等詳細信息，幾乎是必選項目，無可回避。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研究員周慶山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很多機構過度收集個人信息，但并不是每個機構都有能力保護這個龐大而寶貴的“隱私庫”。

　　一系列“泄密門”佐證了周慶山教授的觀點。

　　2011年12月，以程序員網站CSDN、天涯社區、美團網等數據庫遭黑客攻擊為代表，網絡個人信息泄露事件曾集中爆發，上億用戶的注冊信息被公之于眾。其中，廣東省出入境政務服務網泄露了包括真實姓名、護照號碼等信息在內的約400萬用戶資料。

　　電信公司的隱私保護規定也難栓“內鬼”。2009年，深圳、佛山等地十余名領導的手機號碼和通話清單，就被“內鬼”以不足2000元的價格倒賣。在2011年8月曝出的“北京最大非法獲取公民信息案”中，23名被告中，有7人來自電信公司內部。

　　“信息就是資源，相比因管理不善而導致的‘被動泄露’，‘主動泄密’更是早就形成了一條產業鏈。”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買賣內部人士這樣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了解到，主動泄密的最原始方式是“信息共享”。在中介、銀行、保險、航空公司等機構間，未經授權或超出授權范圍“共享”客戶信息，已不是秘密。

　　趨利之下，“花錢買信息”也愈演愈烈。在一些保險代理內部論壇上，幾萬份“打包”出售的客戶信息，每份合計不足4毛錢。在一些物業公司，花800元就能買到數百樓盤的業主信息。在一些醫院，花3毛錢就能收購一個新生寶寶的信息。有人甚至為此開設了釣魚網站、通訊公司和商業信函公司，專門通過收集、買賣公眾“名址庫”牟利。

　　更難啃的“骨頭”則由黑客出馬。據媒體公開披露，黑客實際掌握用戶數據庫的數量已超過1億條，中國黑客的黑色產業鏈規模或高達上百億元。

　　隱私挖掘深、危害大，嚴重者損失千萬元

　　在接了快一周的中介電話后，王鴻儒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成為透明魚缸里一條供人肆意窺看的金魚。

　　“聊著聊著，我發現，這些騷擾電話所知道的信息，比我想象的還要多、還要深。”他現在開始擔心身份證號安全，一旦同時遭泄，“我不就徹底在商家甚至不法分子面前‘裸奔’了？”

　　他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

　　雖然前文提到的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顯示，“最容易遭到泄露的信息”的前三位，分別是“電話號碼”、“姓名、性別、年齡等基本信息”和“家庭住址”，但情況遠沒那么簡單。事實上，中國青年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各泄密渠道的“圍追堵截”之下，你的職業和單位地址、教育背景、銀行存款、機動車登記信息，甚至消費習慣、指紋、血型、病史……大大小小的個人隱私，很可能早已被“一網打盡”。

　　“別看消費習慣之類的‘邊緣信息’不起眼兒，它可是商家實現廣告‘精確投放’的依據。別的基本信息，就更不用說了。”那個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買賣業內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如此旺盛的需求下，信息買賣市場早已將你的信息深度“挖”到極致，“身份證號被泄露也見怪不怪。”

　　這足以令人不安。

　　“騷擾和詐騙電話只是‘入門級’危害，更大的隱患在后面。”王鴻儒以一個律師的視角說，“注冊信息被破解，我在網上會不會被人‘冒名’？有人用我的身份證號掛了失，我的東西不就成了別人的？”

　　他擔心的事，有的已經發生。

　　王鴻儒的朋友李晴最近發現，自己的淘寶賬號被“入侵”了。“沒有財產損失，但我之前給一個店家的差評被撤了。”即使如此，她依然憂心忡忡。由于注冊的網站太多，為避免忘記，李晴都使用了同一套密碼。“現在后怕的是，一旦我的工作郵箱和其他賬號也被入侵了，后果不堪設想。”

　　李晴對“秘密失守”的擔心，絕不限于他一個人。而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些還只是別人對你隱私信息的“初級利用”。

　　“冒名辦理信用卡再惡意透支，篩選你的銀行卡密碼劃走錢財等，都是威力更大的‘定時炸彈’。”他說。

　　電信莫名欠費數千元、信用卡無端欠款20萬……記者發現，類似天上掉下來的賬單，已屢見不鮮。而央視“3·15”晚會曝光的案件更令人咋舌：多家銀行的工作人員以每份十元或幾十元的低廉價格，大肆向犯罪分子兜售銀行客戶的收入、詳細住址、手機號、家庭電話號碼，甚至職業和生日等信息，致使犯罪分子篩選出了最有可能的六位銀行密碼。

　　不待反應過來，受害人賬戶中的3000萬元，就已不翼而飛。

　　維權成本高，打擊力度低，多數“任人欺”

　　更讓王鴻儒郁悶的是，面對如此明目張膽的信息泄露，連他這個律師也只得忍氣吞聲。

　　“對個人信息泄露，鮮有個人起訴的案例。因為訴訟成本太高，同時，維權手段也不完善。”周慶山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記者發現，與王鴻儒作出同樣選擇的人，是大多數。在2011年底中國青年報所做的社會調查中，有七成受訪者在個人信息遭泄后，選擇了“忍耐”。只有三成人會以要求相關網站刪除自己的信息、查詢誰是泄露者或者舉報等方式，作“綿薄”的抵抗。

　　而這一比例，在今年4月新華網披露的工信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的調查結果中，降為一成，首要原因是“調查取證困難。”

　　“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以什么方式、被誰泄露的，所以，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表示。

　　王鴻儒不是沒有試圖查問過騷擾者的“信息源”，但“對方不是含糊其辭，就說是從手機號段里隨機抽取的。”王鴻儒無法從千頭萬緒中鎖定“黑手”，幾次之后，只有放棄。

　　“泄露他人信息，暴利又安全，更讓違法者肆無忌憚。”闞凱力教授感慨道，泄密者與被泄密者，幾乎成了刀俎和魚肉。

　　在公眾對信息遭泄無力“自救”的背景下，加強對此類行為的打擊力度，成為普遍的期望。

　　去年年底，法制日報與搜狐網所做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在回答“從長期來看，如何有效抑制個人信息泄露現象”這一問題時，堅決查處泄密源頭、斬斷個人信息泄露背后的利益鏈條和嚴厲打擊販賣個人信息者，成為排名前三的答案。

　　而這些都呼喚政府的更大作為，但立法規定并不“給力”。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江鍇表示，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個人信息保護法》初稿已出臺多年，但至今沒有面世。雖然2009年《刑法》將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入罪，《民法通則》中也有關于個人隱私的條款，但這些規定零散、抽象，現實中普遍缺乏可操作性。

　　“這是不是意味著，現實中，機構賣不賣我們的信息只能靠自律，我們能不能討公道基本靠運氣？”王鴻儒反問。

　　法律缺位，打擊力度自然難彰。對于詐騙類的短信，網友“小安—生活”試過打110報案，110說：不要相信就行了，也不問對方的發出號碼是多少。”這名網友在微博上失望地表示，“對肆意泄露的信息，我們只能無所作為嗎？”

　　目前唯一讓王鴻儒慶幸的是，自己還只是騷擾電話的目標。但每每想到一幅自己在透明魚缸中游動的圖景，他就坦言，“感覺周圍全是窺視的眼睛，讓人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