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開春時。近年來多次上演的“用工荒”今年更為劇烈：國內出現了東西部地區搶民工，而在海口市，想找一個保姆照顧家里老人的方先生已經為此發愁數月；沒有了保姆，陳女士只得放下工作在家照顧女兒；一些餐館由于服務員不夠，服務質量受到指責；一些加工廠因為沒有工人，老板只能下到村里去招工。海南正在建設國際旅游島，需要更多的人才來建設，如今就出現了“用工荒”，這是為什么？又該如何解決呢？

　　解決子女教育

　　等問題可留人

　　從事酒店行業的政協委員林貴營對于“招工難”深有體會，他告訴記者，目前他所經營的酒店用工缺口達到了三分之一，“目前只能硬撐著，等過完農歷十五后，再找幾家企業商量商量。”林貴營無奈地說，即使過了十五，招工前景也不樂觀。

　　林貴營指出，目前農民工存在著學歷低、難培訓的問題，他們進入城市目的不明確，上崗后也難以安心，這是令用工單位最頭疼的事情。對于農民工在城市存在“飄泊”感的問題，林貴營建議，政府要進行適當引導，重點要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和農民工廉租房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工的后顧之憂，就可以留住農民工，讓他們更好地參與到城市發展建設中。

　　農民工用地

　　指標可轉移

　　農民工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他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是城市的“邊緣人”。海口是我國改革開放較早的省會城市之一，海口市政府為促進農民工的管理，完善農民工的各類福利制訂了相應的各種政策。但在現有情形下，農民工市民化的比例仍然偏低，市民化的進展還處在十分緩慢的境地。

　　此次“兩會”上，農工黨海口市委員會建議，政府可在戶籍、土地、財稅等方面建立相應的落戶制度。“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已寫入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制定外來工落戶的具體辦法除國家在土地、財稅等方面建立相應制度以外，其他由地方政府制定比較靈活的政策的應用權力，比如可以允許農民工輸入和輸出地的地方政府進行建設用地指標的轉移，宅基地轉為商品房住宅用地的政策探索，社會保險的異地轉移等。

　　農民工外遷戶口附帶用地復墾指標，讓那些已經在外地城鎮實現就業的農民，在就業地城鎮政府允諾有條件地為其建造農民工經濟適用房，地方政府在財政政策上也應給予一定支持，包括社保、醫保、農村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等跨省、市（縣）流轉機制。

　　確定年度農民工入籍名額

　　在海口，不少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甚至已經在城市里結婚、生子，卻依然是農民戶籍，他們不愿回到農村，可在城里，沒有城市戶口，讓他們倍感飄泊。

　　對此，農工黨海口市委員會建議，海口可結合城市人口容量的實際情況，確定以遞增為特征的年度農民工入籍名額。在制定城市發展規劃、城市近期建設規劃時，在城市容量及配套上考慮機械增長的城市人口（在已有的人口增長上加上農民工的增長指標）接納力度。根據城市土地擴容條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建設進度，確定年度的容納農民工入籍名額。每年按梯度預留一定財政支出用于逐步分批接納農民工市民化。

　　此外，綜合考慮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納稅情況、是否有犯罪記錄等因素，建立農民工入籍進階制度，形成一個長效的入戶制度。有針對性地覆蓋普通農民工，使其經過數年努力工作可達到入戶標準的制度。各市、縣可自定指標，指標項目和分值由各地自行確定。比如：制定相關細則，農民工可申請積分制入戶，入戶指標包括年齡、文化程度及技能、社會保險、住房、專業或工種、行業、地區、畢業院校、和諧勞動關系、社會服務、表彰獎勵、投資納稅等情況，積分達標可提出申請，落戶地為房產或就業單位所在地，據此獲得城市居民戶口。同時建立與入籍進階制度相對應的社會福利制度。

　　給農民工提供學習機會

　　農民工要成為市民的一個較大的障礙是自身素質不高。為此，農工黨海口市委員會建議，應積極創造多種條件，使農民工的素質得到提高，既包括農民工主動尋找培訓、學習機會，提高自身技能，也包括接納地政府積極創辦各種農民工培訓課程，為農民工提高素質創造條件。

　　對于登記在冊，有意愿參與進階積分的農民工，政府要積極引導其參與社區生活，培育他們的社區主人翁意識，從思想意識上與普通市民達到身份認同、地位平等、權利一致。農民工群體通過參與社區管理，實現自我教育、自我約束、自我服務，可以與城市社會融為一體。各級政府要加大對社區的經費投入，確保把農民工的管理服務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總體規劃中。

　　在城市工作15年就給房

　　政協委員吳新中建議，在“戶籍”制度還沒有廢除之前，政府部門在政策制定方面，要著重考慮和傾斜,更好地維護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可以規定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滿十五年，就可享受政府建設的社會保障房。有條件的話，政府應專門建一些小面積的（農民工）公寓樓或廉租房，讓更多的農民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的子女受教育也應同城市居民的子女同等待遇，不得歧視，教育部門要認真監督執行。

　　由海口市財政局調撥專款，在每個區建設一間“農民工之家”，配備專職的管理人員。在“農民工之家”里配備閱覽室、電腦與網絡，以及其他活動設施，提供給新生代農民工學習、交流活動場所，正確引導與培養，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素質。

　　小額訴訟制度解決拖欠工資

　　對于社會上時常有無良老板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海口市總工會建議，司法機關可建立相應的小額訴訟制度，以適應大量的農民工工資訴訟問題。同時降低訴訟門檻，降低訴訟費用，提高工作效率，減少訴訟周期，通過特別的簡易程序對農民工工資問題進行快速及時有效的解決。司法機關還應加大判決書的執行力度，完善執行制度，要堅決有效及時地完成執行任務，在適當必要時可由司法機關執法隊伍與政府相關部門比如工商局等聯合強制執行，以防止再次出現因為判決書無法執行而出現當街叫賣判決書的情況發生。

　　政府有關部門尤其是勞動行政部門對存在嚴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用人單位要嚴厲處罰。勞動行政部門應積極履行勞動監察職責，及時有效地制止和糾正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必要時應及時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為農民工依法維權創造必要的條件，媒體要加強配合，加強輿論監督。

　　提高農民工政治地位和組織化程度

　　政協委員溫文建議，建立由勞動保障、公安、工商、建設等部門和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組成的農民工管理服務工作協調機制，加強調查研究，掌握農民工權益保障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創造條件為農民工做些實事。如依法規范勞動合同運行的各個環節，把勞動合同的運行情況作為評價用人單位資質、誠信度的重要依據。繼續完善欠薪應急周轉金，推行欠薪報告公示制度，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的勞動報酬權。

　　還要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地位和組織化程度，逐步把農民工中的先進分子吸納到各級黨團組織中，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勞動模范的推薦中應當將農民工納入對象，提高比例，為提高農民工的政治地位創造條件。（記者 黃敏 陳新衛）

　　短評

　　留人就得有溫暖

　　農民工對城市發展建設所發揮的作用如何？不用說，大家都會豎起大拇指。但城市對于農民工的回報又如何呢？大概只能勉強豎個小指頭吧。如此的差別待遇，怎么不令農民工心寒？緣何農民工一到春節，便不顧車輛擁擠、費用高昂，甚至騎著摩托車都要千方百計地回家呢？那是因為家里有溫暖！

　　城市發展建設既然離不開農民工，那么政府就要留住農民工。要想讓農民工留下，應該拿出誠意，溫暖他們的心。政協委員說，招工不如留工。這話說到點子上，政府部門拿出實在的辦法，解決他們的戶籍、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實際問題，他們有了“家”的感覺，自然也就留下了他們的人。(記者 黃敏)

　　對話民工

　　一個四川民工的海南夢

　　1989年17歲就上島的四川南充籍農民工胥明波盡管是較早的“闖海人”，但在22年的闖海生涯中他并沒有成為“弄潮兒”，至今還是一個開著四輪拖拉機停在海口府城三公里一帶馬路邊等工的農民工。只因愛上了海南，他發誓再也不回四川貧窮的老家，要做一個真正的海南人。盡管22年來他一直努力著，并娶了海南妻子，但他仍覺得自己只是“半個海南人”。記者采訪時，他幾多艱辛，幾多感嘆涌上心頭。

　　說到這22年的來瓊打工經歷，胥明波稱，自己幫人養過鴨、石場打過石頭、工地鏟過沙石、燒過電焊，“美蘭機場跑道的混凝土都是我們打的，但我卻舍不得花錢坐一回飛機。”最“出息的”是現在花3萬多元買來這輛拖拉機幫人拉沙石。

　　胥明波介紹，平時他們在路邊等到工的都不多，主要都靠工友相互介紹，找不到工的日子只能吃老本。為了能留在海南安家，胥明波在當初眾多工友羨慕的目光中，娶了海南本地媳婦，但他認為自己現在只能算“半個海南人”，因為他還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窩”。胥明波一直夢想著能在城市郊區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但現在只能是奢望，因為自己一個人掙錢要養活四口之家，而且更多的花費用在了兩個兒子讀書上，10歲的大兒子在讀小學四年級，5歲的小兒子正在上學前班，一個學期就要花2000多元。為了省錢，兩個孩子都是走兩公里多遠路回到家里吃飯。公辦學校收費少，且教學質量有保證，胥明波想就近送兒子去公辦學校，但學校告知要暫住證明等手續時，他因拿不出這些手續，小孩上公辦學校也成了跨不進的門檻。

　　他表示，不管怎樣都要堅持送小孩上學，“再也不能讓小孩吃我們這一輩沒有文化的苦了。”（記者 謝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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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多

　　根據海口市總工會的調查，由于各種原因，農民工權益保障方面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據調查，我市中小非公企業與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約不足30％。建筑、餐飲和商貿流通等用工流動性大的行業中，多以口頭協議代替書面合同，對職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部分企業即使與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合同期限大多在半年至1年之間，造成了農民工就業的不穩定性。

　　超工時低工資情況普遍。農民工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相當普遍，一些企業以計件工資制為由，不按《勞動法》規定給付加班工資。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正常月收入不足1000元。一些企業以當地最低工資為標準測算計件單價，最低工資標準成為支付給農民工的標準工資。絕大多數非公企業沒有建立與經濟效益同步提高的工資增長機制，長期不給職工增加工資，農民工不能共享企業發展成果。企業拖欠工資現象依然嚴重。

　　社會保險參保率低。據了解，全市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不到總數的20%，工傷、醫療保險的參保率僅10％左右，絕大部分農民工還游離于社會保險的“安全網”之外。一些企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逃避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

　　勞動條件作業環境差。農民工多數從事苦、臟、險、累的工作，安全生產事故、職業病發生幾率較高。一些企業為降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潤，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措施不落實，安全管理不到位，致使工傷等各類安全事故頻發。近年來工傷糾紛成為引發勞動爭議的焦點問題。（記者黃敏 陳新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