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沈晗耀最新提出：新首都應選在湖南岳陽或河南信陽

　　反對者認為，關鍵是給北京減負，如果首都功能不變，新首都也必然成為“首堵”

　　核心提示

　　12月13日，上海學者沈晗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要解決北京集中爆發的城市病，遷都是最好的選擇，并提出未來的新首都應選在湖南岳陽或河南信陽。有人將其表述稱之為“遷都治堵”，認為不論將首都遷往何處，都會是再造一個“北京城”，對于治堵本身并非治本的良藥。

　　12月15日，沈晗耀告訴《鄭州晚報》記者，媒體“曲解”了他遷都的本意，他的設想是在中部與西部、南方和北方連接處的樞紐地區建設“新首都”，培育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根本改變中國生產力分布失衡的狀況。治療北京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只是遷都后的一個“副作用”。

　　遷都之說源于1980年，此后將近30年，每一次環境事件都會引發民間對于遷都的猜想。

　　但，這一切也僅限于民間。

　　大堵車再次引發“遷都”爭論

　　每一次環境事件都會引發民間對于遷都的猜想

　　此次“遷都”的導火索是9月17日北京的“驚天大堵”。

　　當日，北京一場細雨，長安街東西雙向堵車，繼而蔓延至143條路段嚴重堵車，北京市交管局路況實時顯示圖幾乎通盤紅色。

　　當晚，央視《新聞1+1》，央視著名主持人白巖松以“令人崩潰”，“睹不忍慘”的字眼來形容，稱其可以在北京堵車史上記下一筆。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理事陳寶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北京“首堵”已成常態，不“遷都”已經很難改變城市的路況。

　　民間關于“遷都”的猜想再次被點燃，直至12月13日，上海華頓經濟研究院院長沈晗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的一番言論，“遷都”被推向了一個高潮。

　　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談論“遷都”話題，他認為要想解決北京近期集中爆發的城市病，遷都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沈晗耀說，他所認為的新都選址，不應該是一個已經成型的大中型城市，而是再造一個新城。

　　與大多數建議者一樣，沈晗耀將“新都”的選址定在了中原地區或長江流域，較好的兩個遷都地址是：一個是湖南岳陽，一個是河南信陽。“距離武漢二三百公里的地方都是最佳的選擇。”

　　他的理由是，這些地方水資源充沛、交通便利、地勢平坦。更重要的理由是，遷都能夠帶動中西部的發展，有利于經濟重心的轉移。

　　但他這個更重要的理由并沒有被人們所關注，更多的人只是關注他的“遷都”論，并戲謔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遷都治堵”。

　　全國多地掀起民間“選都”熱

　　民間關于“新首都”的構想大部分選擇是中原地區或者長江流域

　　最早提出“遷都”的是學者汪平先生。

　　1980年初，首都經貿大學教授汪平上書，提出了將首都遷出北京的問題，從此，北京遷都的序幕拉開，呼聲不絕于耳。1986年，學者又提出北京面臨遷都的威脅，一度引起極大的震動。

　　2006年，兇猛來襲的沙塵暴將“遷都”的提議推向高潮。

　　當年3月，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479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要求將首都遷出北京。

　　此后，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在網上發出醞釀已久的遷都建議書：“中國北方的生態環境已經瀕臨崩潰。我們呼吁：把政治首都遷出北京，遷到中原或南方。” 并上書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建議分都、遷都和修改憲法。

　　次年11月，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認為中國應認真考慮遷都，梅說，“如果北京繼續充當首都，不僅對整個國家發展構成了額外的負擔，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

　　2008年2月，民間學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寫了長文《中國遷都動議》，提出“一國三都”構想，即選擇佳地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為國家經濟首都，北京則只留文化職能，作為文化科技首都。

　　民間關于“新都”的構想大部分選擇是中原地區或者長江流域。最為民間所青睞的是“中原地區”，《中國遷都報告》一書中說，應該把首都遷往河南南陽。

　　作為民間“遷都”的另一個熱門省份，陜西民間從未停止過努力。陜西師大一位副校長曾撰文建議將首都遷到寶雞。而陜西省社科院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義成則認為至少應當將西安設成“陪都”。

　　民間遷都的構想一度被激發到了最高潮，全國各地也掀起了民間“選都”熱。

　　有人根據人口、城市規模、經濟總量等指標，列出了中國遷都地成都、重慶、西安、武漢、漢中等五大候選城市名單，甚至連南邊的廣州和海口等城市的民眾也加入了這場硝煙四起的口水仗。

　　遷都構想的“本意”

　　“遷都”有助于打破目前中國經濟的“東強西弱”的格局

　　沈晗耀告訴記者，“遷都治堵”并非其本意，原意是“遷都”可以打破目前中國經濟的“東強西弱”的格局。

　　他告訴記者，2007年左右，他們做一個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調查，發現東部地區已經過度就業，過度開發，認為中國經濟的重心應該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

　　當時提出了“遷都”的說法，但是僅限于研究領域，并未對外公開。

　　他說，近些年來，中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態勢是：地區之間差距越來越大，內地與沿海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一個公開數據顯示：現在東部地帶以占全國13.4%的面積、41.15%的人口，占有超過60%的GDP，而西部則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積占有14%的GDP，而且北方和南方在社會經濟領域出現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的趨勢。

　　2000年和2004年，中央政府啟動了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千方百計致力于縮小這種差異，但從自然地理環境、區位、歷史慣性、經濟基礎和體制上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在相當長時期內難以趕上東部快速發展的步伐。

　　沈晗耀說，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另辟蹊徑，設想在中部與西部、南方和北方連接處的樞紐地區建設“新都”，培育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拉力”，以此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生產力分布嚴重失衡的狀況，推動全國范圍內人口、資源、經濟、社會發展的大重組，實現全國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

　　“遷都后，像北京和上海以及東部過度開發的城市，可以實施退樓還林，逐步提高居住者的生活品質。”沈晗耀說。

　　隨著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轉移，北京將保留一大批專業素質高的人群，形成濃厚的人文氣息，使得北京更適合作為中國文化科技的代表性城市。

　　遷都并非當務之急

　　如果首都功能不變，首都就必然成為“首堵”，遷到哪里都不過是讓一座美麗的城市變成又一個“北京”

　　按照沈晗耀的建議，遷都可以遵循3年規劃，6年建設，10年出成效，20年初具規模。

　　一個比較集中的理由是：“遷都”是一項重大決策，應該慎之又慎，否則影響國家的政治基礎，也影響社會穩定。從國家發展和軍事戰略看，北京背依大山，前控平原、海洋，符合定都的規律，雖然北京現在遇到一些發展難題，但這些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

　　對于目前北京承載過重的職能，對策應是分散北京的城市功能，而不是簡單“遷都”。“遷都”并非當務之急。

　　一位自稱“老北京”的網友說，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仍然是個物產豐富、水源充沛、交通便捷，人們安居樂業的城市。

　　北京之所以從一個物產豐富、自然資源富饒、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城市變成今天資源嚴重匱乏的“問題城市”，根源在于，首都所承擔的功能“五臟俱全”，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還是經濟中心，建國初期還是重要的工業基地。

　　他認為，如果能給首都減負，北京仍然可以繼續充任首都，如果首都功能不變，首都就必然成為“首堵”，遷到哪里都不過是讓一座美麗的城市變成又一個“北京”。

　　網絡上，關于遷都引發的爭議，依舊在熱議，甚至已有“熱心人士”開始討論新首都如何命名。

　　有人說，中國已有北京、南京、東京和西京，唯獨沒有“中京”，新首都可以定名“中京”。也有人說，可以采用一個能夠影響世界、被世界公認的文化名人或思想做名，比如“孔子城”、“墨子城”……

　　但現實是，自1980年，遷都之說風起，直至今日，每一次環境事件都會引發民間對于遷都的猜想和討論，不過，也僅僅限于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