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醫改辦發布消息，到2011年末，我國醫療體制改革實現了四個“明顯提高”和一個“明顯下降”：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基層醫療服務能力明顯提高；基層醫療機構服務效率明顯提高；基本藥物價格明顯下降。

????醫改的這些成績中，首要成績是基本醫療保障水平明顯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13億人，覆蓋率達到95%，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政府補助標準從2010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由60%提高到70%左右。這些數據表明：“病有所醫”在中國首次實現。

????筆者認為，“病有所醫”的實現，是首次讓全體國民享受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無論是從中國歷史、國際經驗還是當前現實來看，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也為醫改的深入推進奠定了基礎。

????歷史上的醫療救濟

????“病有所醫”與“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一樣，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夢想，既是歷代施行“仁政”的明君的目標，也是儒家文化下心懷天下的士大夫的夢想。

????“病有所醫”并不能依靠醫生們的悲天憫人和懸壺濟世而自動實現，而是要依靠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持續投入，古往今來都如此。

????在歷史上，政府對貧病救助的重視體現為“皇帝下詔”。根據著名經濟史家侯家駒先生的研究，對疾病的政府救濟始于南北朝的北魏。皇興四年（公元470年）獻明帝下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采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需藥物，任醫量給之”。此后，獻明帝之子孝文帝和孝文帝之子宣武帝也下詔幫助貧病之人。

????到了宋代，對于有病貧民的福利提供開始成為常態，仁宗、神宗和哲宗先后下詔為病者提供藥物和醫治。南渡后，開始成立藥物供應的專門機構，如紹興六年，“設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備民間購取，夜間亦差官輪值，稍收費用，以維持成本”；紹興二十一年在各州設立惠民和劑局。元朝也模仿宋代設立惠民藥局，并延續到明朝，宣德三年“令天下軍民貧病者，惠民藥局給與醫藥”。

????可以看出，歷史上的醫療救濟，體現為一種病后救助而非事前保障。這種病后救助，不僅范圍和效果很有限，還依賴于“明君”的仁政來維持，并未成為祖制（制度化的安排）；同時，政府的資金支持也沒有持續性在財政寬松時就“官給鈔500兩為（惠民藥局）規運之本”（元太宗九年）；在財政緊張或者政局動蕩時，就“停罷”（元至元二十五年）。即便不考慮經濟發展落后和醫療技術缺乏的原因，“病有所醫”也僅僅是一個夢想。

????1949年以后，與建立計劃經濟體系相適應，中國開始建立城鄉的合作醫療體系，努力實現全覆蓋。以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為例，巔峰時期覆蓋了農村人口的90%，國家在給予醫療提供者財政支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公社向個人提供義務社區醫療保險。但是以鄉村衛生站和赤腳醫生為主體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醫療技術和救治水平普遍不高，成效主要體現在小病治療和傳染病預防上，大病防治的能力很低，而真正對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命安全產生嚴重威脅的，恰恰是那些大病。同時，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有著嚴格的地域限制，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其他政策一道，抑制了人口的流動，在促進社會基本穩定的同時抑制了經濟和社會的活力。

????1978年之后，隨著計劃經濟的逐漸解體以及財稅體系的改革，政府對醫療的投入大量削減，1978-2004年間，醫療開支年增長率為12%，高于GDP增長率，同期政府投入占全部醫療開支的比例卻從32%下降到17%。一方面是醫療開支的快速增長，一方面是政府支持的急速下降，使得“看病貴”成為各界抱怨和不滿的社會問題。在這個背景下，2005年開始啟動醫療體制改革，把首要精力和資源放在醫療服務的主要供應者公立醫院的改革上面，這是醫改最難啃的骨頭，而對于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的重視程度不夠、投入資源不足。幾年下來，公立醫院改革難以取得突破，“看病貴”也未能得到緩解，醫改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始于2009年4月的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核心就是要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把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是新醫改的核心理念。如今基本醫療保險覆蓋了13億人，“看病貴”的狀況得以基本改觀，幾千年來“病有所醫”的宏愿和夢想終于成為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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