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植物迎來中國植物學家
有資料顯示，博物學傳統從19世紀末開始逐漸衰落。缺少定量分析的博物學，在科學研究日益精細化、職業化的大趨勢中顯得格格不入。但植物學、動物學與礦物學作為博物學的三大分支倒沒有衰落，但其研究方法也漸漸脫離了博物學傳統。據了解，20世紀初期，隨著植物學知識在我國的傳播，我國植物學家才開始在海南島進行大規模的植物采集。
1918年起，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開拓者鐘觀光先后到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島等地，大量采集植物標本。時任北京大學理預科副教授的他，專門負責植物標本的采集工作兼植物學實習課和講授植物學。具備專業知識背景下的采集，更加系統，也更加全面。
此后，像鐘觀光這樣具備專業知識背景的國內植物學家們的足跡也隨即深入海南。
“抵粵之初，即與所主任陳煥鏞教授計劃海南采集之進行，誠以該島森林豐富，植物種類必多，首值得吾人注意者。”原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即現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學者左景烈在《海南島采集記》中這樣寫道，當時他們初步計劃，從海南島南部開始，用兩年時間進行植物調查，繼而再轉到北部地區……
原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以及所里的陳煥鏞、左景烈、陳念劬、梁向日等一批專家，為海南植物標本采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1932-1934年間，該所曾組織4次大規模的采集，主要在海南南部進行，3年共采得標本11483份，所采的標本存放于現華南植物園標本館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華南植物園還曾在海南專設工作站，在萬寧等地采得大量標本，逐步推進植物種類調查，編輯《海南植物志》、《廣東植物志》。一批又一批專業知識背景過硬的植物學家，先后來到海南，不僅開啟了這片土地的“植物大發現”，還為我省與全國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注入推動力。
海南植物采集不斷有新發現
時間的齒輪轉到現在，盡管已有不少前人在海南進行了大量的植物標本采集、研究工作，但扎根土地的植物研究精神和理念一脈相承，海南植物采集仍然不斷有新植物被發現。
去年9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和香港嘉道理中國保育的研究人員在國際植物分類學刊物《PHYTOTAXA》（在線版）上聯合撰文，描述了在海南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發現的兩個川苔草科植物新種：鸚哥嶺飛瀑草和道銀川藻。
幾乎相隔不到半個月，海南醫學院藥學院教授曾念開和鸚哥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研監測科工作人員蔣帥，經過多次的野外考察，在鸚哥嶺發現牛肝菌一新種。
“我們最早是2009年，在鸚哥嘴好漢坡的林地內發現海南黃肉牛肝菌生長，2013年和2015年又先后在好漢坡和鸚哥嶺南開鄉采集到標本。”曾念開說，他們通過多次采標、做科學比對等系列工作，對該種進行相關的物種描述和研究鑒定，歷經7年，研究最終發表出來。
如今植物研究者，雖然上山采集的條件不再那么簡陋，裝備齊全，有著數碼相機、GPS等現代化設備，背著防雨避潮的帳篷以及充足的干糧，但不論是與早期的外國采集者相比，還是與上個世紀國內的植物學家相比，他們之間的采集方式、工作態度并沒有太多本質的不同——同樣需要耐心、嚴謹，甚至需要一點“執拗”。
“我當時就是想，要能有一本配圖的植物志該多好。”海南大學熱帶農林學院教授楊小波說，他自1992年開始著手準備《海南植物圖志》，從2005年組建海南省內團隊到組建國內團隊，用23年完成圖志，實現了海南植物學的“按圖索驥”，也實現了自己當初的想法。
對于一批又一批的專業“植物控”而言，這份想要收藏海南綠色、解密植物秘密的清單是越拉越長，也越來越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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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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