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在盧家的光榮烈屬牌。 周曉夢 攝
盧惠民家長滿藤蔓的老屋。 周曉夢 攝
?盧鳳章（左）和盧民輝（右）。 周曉夢 攝
文記者?周曉夢?通訊員?王茀麒
時間，有不同的形態。
一種靜止不前、凝固默然。70年前，海南愛國華僑青年盧惠民被敵軍圍捕時，他選擇吞彈自殺，將自己擺動的生命時鐘永遠凍結在27歲的刻度上，倉促而決絕。
另一種快速向前，流動不息。70年來，作為盧惠民的家族兄弟宗親，盧鳳章和盧民輝在轉動無休的時間轉盤上一點點守護著所有關于他的記憶，零碎而珍貴。
新式青年，胸藏革命火種
晌午的海口市三江鎮南桃村，驕陽似火。
站在殘敗破落的老屋前，盧鳳章扯開纏繞在木門檻上的綠藤，單手倚著褪色枯朽的門框，他似乎有很多話想說，但到了嘴邊，卻只輕輕地蹦出兩個字，“變了”。
所有的變化背后都會有故事，而這個故事的起點，是在1919年。那一年，盧惠民作為家中長子出生，家人按輩派為他取名為“信章”，后才更名為惠民。信章的父親是一名僑居泰國的商人，以常年在外的勤勞和誠樸為家庭換來殷實家底和言信名聲。
“他比我大8歲，長得白凈文氣，愛讀書愛寫字，有時學了文章故事就給我們講。”今年89歲的盧鳳章回憶，當年南桃村里讀書識字的同齡人不多，他這位同族兄長是“不多之一”，小惠民在村辦學堂念完小學后，憑著漂亮的成績單考取了當時的瓊山師范學校。
當年，十幾歲的盧惠民負起行囊，第一次嘗到了獨立的滋味。就在他逐漸適應“少小離家”滋味的時候，那個年代的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民國政府半壁茍安，東三省淪陷，而更大的災難正即將到來，孤懸海外的海南島亦不例外，島內反對內戰、團結抗日的愛國民族斗爭運動在人民群眾中不斷高漲。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到學校后的盧惠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那雙曾經只看過五言律句、《離騷》、《出師表》的眼睛，看到了令人熱血涌動的場景與書籍；那雙只聽過平仄韻律的耳朵，聽到了群眾高亢真誠的呼聲與吶喊。
這一切，就像一道道光束，直直打在這個新式青年身上。
時間到了1938年，那是山雨欲來的前夜，盧惠民從瓊山師范學校畢業后，正準備投奔革命根據地時，不料他的父親從泰國趕回家鄉，執意要將他帶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國度。
“作為家中的長子，他的父親堅持把他帶到泰國，是希望他能接手家中的生意。”?盧民輝說，但當時的盧惠民并不愿意走，他想留下來。
然而，個人在亂世中的存在往往受現實牽引，選擇常常被裹上無奈。但對于在心中日漸深埋火種的盧惠民而言，生命悄然間早已埋下伏筆，此后他的命運必將卷入這個災難頻仍的家國之中。
不顧父愿，一心回國抗日
和當初求學一樣，盧惠民再次踏上了離鄉的路程，隨著父親去泰國。只不過，這一次他不再未知惶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在何方。
到泰國后的盧惠民，一邊熟悉異鄉生活，一邊在店鋪里幫襯父親打理生意買賣，進貨出貨清單結算，一切都井然有序、循規蹈矩。然而，這平靜表面下實際卻是暗流涌動：閑暇之余，他想方設法地打聽國內情況，轉來轉去發現咖啡館不僅人流量大而且消息匯聚靈通，所以他便常常泡在咖啡館里看報、喝咖啡，一聽到國內的消息，就伸長耳朵聽別人議論、找機會和陌生的鄰座攀談……
從這些碎散的口述和消息中，盧惠民一點點搜集家鄉的動態。“他的心根本不在生意上，那時候盧家在泰國開店做得不錯，還曾寄錢回來蓋了村里最好的房子，但信章哥有他自己想法。”盧鳳章回憶說。
泡咖啡館確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段時日后，盧惠民便經他人介紹，加入了泰國當地進步的華僑抗日救國團體，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離家半載，盧惠民在異國他鄉終于重新找到組織，這種感覺就如同當年初入瓊山師范時感受到的“光束”，再次照在他的身上，而且更猛烈更直接——盧惠民顧不上父親的生意，他和華僑抗日救國團體的同志們一起深入工廠學校，教工人識字，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他們走到深巷民宅，低聲細語，秘密地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40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國大地，大批愛國華僑青年紛紛回到祖國參加抗日戰爭。盧惠民坐不住了，他參加“泰國華僑服務團”，和陳克攻同志等三十多人越過日本侵略軍陸上和海上層層封鎖線，輾轉取道，回到海南參加游擊戰爭。
水逝云飛，鴻爪雪泥，如今說起這段故事，盧鳳章、盧民輝兩位暌隔了多半個世紀的老人，即使與盧惠民有著家族血親關系，也已經無法全部還原他當初為什么做出這樣的選擇，只知道他是如此堅定，以至于寧可枉顧父親傳承家業之命，舍棄豐沃生活，一心一意回到不甚安寧的家鄉。
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當年的盧惠民與家人話別，在今天看來，一定是浸透了離別的況味。國家興亡猶未可知，何處敢卜歸期和團圓？
回到海南到達美合山區根據地時，根據地的領導派人把盧惠民他們帶到中共瓊崖特委。到特委后，多數人分配到部隊，因盧惠民有文化，便被留下來分到《抗日新聞》工作。
《抗日新聞》是日軍侵瓊后，我黨在瓊崖抗日根據地傳播抗戰信息的主要報紙。當時，這張小小的油印報是敵后軍民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由于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信，抗日軍民都親切地稱《抗日新聞》為“抗新”。
就這樣，年輕的盧惠民加入了這支由中共瓊崖領導機關領導和組織起來的新聞隊伍，他們以筆為槍，與敵人進行著特殊的戰斗。
“他們當時出報的地方并不固定，今天這里躲一下，明天那里藏一下，就用扁擔籮筐挑著蠟紙、油墨到處跑。”盧鳳章說，“抗新”把一張張蠟紙刻寫成的新聞，印一二千份，真是一件不易的事，加上躲避敵軍，不穩定，流動性大，每出版一張報紙，都傾注著許多人的心血。
有一次，盧惠民回南桃村查證敵情，日軍不知從哪獲知他的行蹤，跟到了村里，將盧家老屋圍住準備圍捕他。“當時有兩個日本軍官和一個偽軍都走進屋里了，信章哥他拔出別在腰間的駁殼槍，打了幾槍，然后趁機從后面翻墻逃跑。”盧鳳章回憶說，這一幕發生時，他也在村里，日軍邊追邊打槍，頓時槍聲、狗吠聲、紛亂的腳步聲打破了南桃村的安靜。“但信章哥熟悉村里方位和小路，他翻墻拐出村后，躲進村旁的一處‘茄椗山’（紅樹林）里，逃過了一劫。”
盧惠民躲過了四處埋伏的危險，但他的家人卻沒有這樣的幸運。
1943年，盧惠民的父母賣掉泰國所有家產，帶著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準備回鄉，沒想到回到湛江乘船橫渡瓊州海峽時，被日寇海軍發現，開炮擊沉渡船，全家五口慘遭殺害。得知消息后，盧惠民泣不成聲，一度崩潰。
盧惠民化悲痛為力量，更加堅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行。后來，他被調到當時的文昌縣第四區任民運委員，進行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
1946年，盧惠民和同志們到文昌上崀村開展工作時，被國民黨反動派圍剿，當時情況危急，為了掩護其他同志撤離，他失去最后逃跑的機會，被國民黨反動派團團圍住。面對步步逼近的敵軍，盧惠民手中駁殼槍的子彈已所剩無幾，以槍口抵著自己太陽穴開了一槍，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為了當初那一個不悔的選擇，盧惠民27歲的生命戛然而止。就像那個夜晚在泰國與家人最后話別一樣，他在熱血方剛的年紀，再次轉身走向了永恒的長夜。
如今，盧惠民的青冢就在上崀村明合小學旁，他一生沒有子女，身無長物，留下的只有那間早已破敗的老屋和清晰可見的碑文。然而時空無阻隔，每逢清明盧鳳章和盧民輝都會帶著家人，來到青冢前道一聲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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