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團隊中的博士、碩士都帶著照相機、筆記本電腦，可沒有一個人帶卷尺。我進去以后就把他們罵了一頓。”安徽省合肥學院藝術設計系主任謝海濤教授暑假帶隊給某單位做多功能廳設計，可一些學生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大學生不丈量尺寸怎么做設計？簡直就是紙上談兵。”

　　頂層設計再完美，人才培養的計劃與實際內涵沒有改變的話，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同樣對社會沒有什么用處。謝海濤教授舉例說，從設計到生產整個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博士、碩士不知道模具怎么開，材料怎么用，這是需要高校與社會反思的。

　　從英國留學 (微博) 回國創業的溫州之尚藝術與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季說，國內高校較少從企業聘請具有豐富市場實戰經驗的管理層來指導與帶領大學生進行社會實踐，同歐洲高校“項目帶動、真題真做”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存在較大的差距。

　　大學生設計實踐離現實生活與市場需求太遠

　　“OH！BAG。”這是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在某大學生設計活動成果展示現場看到的一個LOGO。

　　大學生團隊介紹創意設計理念說，他們看到普通居民購物時不斷浪費塑料袋并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就設計了兩款環保袋子。其中一款可以把袋子打開來變成圍裙，另一款袋子鋪開后可以變成大地墊。

　　擔任現場評委的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何向榮問身邊的大學生，你們的設計理念新穎，環保袋相當實用，接下去如何做商業化推廣？“這款包包主打環保袋的理念，現在用的材料不是最終投入市場的材料。”設計團隊中的大學生坦言。

　　在一位觀眾眼中看來，較之現在市場上土里土氣的環保袋，這個大學生團隊的設計非常時尚，但他們忽略了一個現實問題，即沒有測算、檢驗環保袋拉鏈與背帶縫合處的負重率是多少？

　　“你們用廢舊礦泉水瓶、可樂瓶這類再生PET材料既做環保袋，又做廚房圍裙，有沒有考慮其防火安全性？”浙江理工大學工業設計系副主任邱瀟瀟指出大學生們的“軟肋”：再生PET材料的溫度臨界線在六七十攝氏度之間，超過這個臨界線就會有所損壞。用這類材料做廚房圍裙的話，炒菜濺出的油不但可能會損壞圍裙，而且還存在火災隱患。

　　面對大學生社會實踐設計的另一款鈕扣廢料制成的吊燈，杭州博樂工業產品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周立鋼認為，廢物的循環利用概念非常好，可是在廢品循環利用上最難的是批量化生產問題。“你們考慮過真正的用戶在哪里，他們會購買嗎？”

　　杭州市經信委技術進步與裝備處副處長謝利民還拋出一個令大學生設計團隊難以回答的問題：“廢品利用過程中，你們怎么克服重新出現的污染和廢料問題。”

　　從市場的實戰經驗來看，好的創意并不完全等于市場與購買力。周立鋼對大學生實踐團隊說，一個好的產品有沒有市場，取決于三個方面，首先，概念與創新點要新穎，能引導市場潮流；其次，對生產成本進行有效控制；第三，針對產品的核心人群展開市場營銷。

　　杭州市工業設計協會秘書長張靈仙同浙江工業大學、中國美術學院學生交流時說，對于一款好的產品而言，設計完成只是其中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怎么樣把作品變成產品，再把產品變成商品。所以，大家在做產品設計時，要為后續環節做適當考慮。比如說，批量化生產用什么材料，產品結構上怎么更適合生產要求，產品在什么空間使用，適合什么人群消費，市場價格定位等等，這樣的產品設計才是真正成功的。

　　部分老師觀念和思維沒改變，如何去改變大學生

　　在中國美術學院、浙江工業大學、浙江理工大學、浙江樹人大學，以及臺灣師范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等9所高校學生組成的基于工作實際的暑期社會實踐中，團隊領銜、創意創新、宣傳推介等工作幾乎由來自臺灣高校的大學生擔綱，大陸高校的大學生在團隊中往往處于配角的地位。

　　臺灣佛光大學助理教授蔡旺晉解釋這種現象時說，“真題真做的社會實踐是臺灣大學生一門必修課程。”

　　通過觀察本屆海峽兩岸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何向榮認為，臺灣高校的國際化程度比大陸高校高。盡管大陸高校認為自己“高大上”，但在加強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增加實踐經驗上存在很大的問題與壓力。

　　這位來自溫州高校的黨委書記借用近段時間熱映的電影《小時代》說，當今是一個追逐實現夢想的最好時代。若以設計與創新為邏輯進行考量的話，臺灣大學生社會實踐經歷了模仿為主的“山寨”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大陸高校學生社會實踐可能還處在“山寨”時代。

　　“在2008年以前，搞了幾屆沒有行業企業參與的虛擬設計實踐活動，發現是在自娛自樂。”謝海濤教授自揭曾經的家丑說，安徽省合肥學院從2008年開始才注重大學生實踐活動與社會需求接軌，把德國漢諾威應用科學大學、韓國韓巴大學等“真題真做”的大學生社會實踐項目引進學院，帶來了思想與觀念上的沖擊。

　　“國內高校部分老師的觀念與思維都沒有改變，如何去改變別人？”合肥學院謝海濤教授說，針對大部分教師是從高校畢業后直接任教，解決實際問題能力、溝通能力不強等突出問題，該學院在加大教師實踐能力培養方面動了真格：不管是國內985、211大學的畢業生，還是從國外高校留學的海歸，一律先到企業參與半年實體項目運營實踐；一個星期回來一次，與考核、績效和職稱評定結合起來；中途偷偷跑回家的，扣發半年績效工資。

　　據謝海濤介紹，今年合肥學院藝術設計系有5位新招聘的老師。面對學院規定新進老師要去企業參與半年項目運營實踐的“鐵律”，其中有一位老師說她剛剛結婚是否可以不去。謝教授回答道，你同老公商量一下，不同意去學院對這個崗位就會另換他人。

　　在浙江溫州，由動漫、印刷圖文與廣告設計專業等40名大學生組成的“廣告人”職業實踐班中，21名指導設計的老師全部來自溫州思珀公司等企業。另外，杭州斯帕克造型藝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姚惠良、杭州領路環境設計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夏琳璐等9家企業高管今年則首次取代高校老師，擔當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等高校大學生暑期實踐的指導老師。

　　改革的難點是教師，受益的是學生。老師改變了，學校才有美好的未來。謝教授說，經歷改革陣痛期以后，合肥學院大學生社會實踐慢慢嘗到了甜頭：臺資企業委托該院學生與德國學生共同設計老人助行器，已在歐洲市場取得500萬歐元的銷售業績；港資企業新沃德公司委托該院學生設計單反攝影機支架套件；90%學生畢業論文是企業真題真做，1000多人在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留學，其中兩名女學生給德國大眾汽車公司設計的汽車輪轂，被德國大眾廣泛應用到市場上。

　　“高校既是人才的高地，又是科技研發的高地，還是文化傳承創新的高地，面對大學生實踐遠離社會需求的嚴峻挑戰，高校應該擔當起及時修補這塊‘短板’的歷史使命。”何向榮建議說。(記者李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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