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陶行知（1891—1946）抵達美國舊金山，入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市政學。學習的課程既有政治學、公法和市政問題，也有歐洲大陸政治問題，而偏重于美國的內政、外貿、外交問題。

　　在眾多課程之中，陶行知興趣較大的是《教育管理》。任課老師柯夫曼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是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祿的學生。

　　當時，陶行知和孫科是同學，還是室友，又都是柯夫曼的學生。有一次柯夫曼邀請他倆來家里度周末。晚飯后，三人在客廳里漫談。柯夫曼問他們學成歸國后有什么打算。

　　孫科回答：“我歸國后，如能擔任南京市長，我要把南京整治得和紐約一樣，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城市。陶君是我的好同學，我要請他做副手，擔任市政秘書長或副市長。”

　　陶行知說：“我可不想當官，我要回國辦教育事業。”柯夫曼知道了陶行知的志向，就向他介紹了自己老師杜威的教育思想。

　　受此感召，1915年9月，陶行知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習教育行政、比較教育、教育哲學、教育史、教育社會學等。指導教授有：孟祿、斯特雷耶、克伯屈、杜威、斯列丁、康德爾等，都是一時名家。

　　紐約的生活水平高，陶行知不得不靠做工來維持生活和學習費用。每天下課后，他就到車站、碼頭、飯店打工，天黑回校，一頭鉆進圖書館看書學習，往往直到圖書館關門。

　　1916年2月，經孟祿推薦，陶行知獲得利文斯頓獎學金，解了部分生活之困。于是他致函師范學院院長羅素表示感謝，在信中他說出了自己的打算：“我終生唯一的目標是通過教育，而非經過軍事革命創造一個民主國家。看到我們共和國突然誕生而帶來的嚴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沒有真正的公眾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存在。”

　　陶行知在留學期間，時時不忘自己的祖國，不忘家鄉的親人，被稱為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

　　1917年，陶行知帶著教育博士學位離美登上歸國的海輪。隨身的還有杜威“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兒童中心”等教育思想，這些為陶行知回國后，實施教育救國，辦學興學，開展平民教育、師范教育、鄉村教育活動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