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鄉長春，梁博已經“無處不在”。他的學校吉林藝術學院掛著長長的橫幅，教室門口總是有人圍觀。夜總會的室外大屏幕上循環播放著他的演出視頻，排在KTV熱門曲目第一名的也是他的歌。
但梁博自己反倒躲進了學院的琴房里。為了考本校的研究生，他在琴房的活動又多了一項：拼命復習政治和英語。
他的貼吧里有個帖子，說其他的“好聲音”都總在電視上、各種媒體上出現，但有關梁博的卻永遠只是一些小道消息，比如誰在街上碰到了他，拍了一張照片。
“我不就是個學生嘛，這是事實，我還沒畢業呢。走到今天這一步，說明這4年沒白學，那為什么不繼續學下去呢？”他用濃重的東北口音說，“我不喜歡‘藝人’這個詞。提到梁博，就說是我老鄉、我同學，他的歌我喜歡，就行了。整那粉絲不粉絲的干啥啊？”
上大學前，最大的野心就是辦一場演出
從2011年開始，梁博發了總共700多條微博，其中90%以上都有關音樂，如同他只有4個字的個人簡介：喜歡音樂。200多張微博配圖，拍的幾乎除了樂器就是排練室，出現頻率最高的主角是吉他。
小學五年級，梁博在同學家里第一次見到了吉他，他撥了幾下弦，就迷上了。
六年級的生日，在他的要求下，母親送了他一把吉他，又給他找了個吉他老師。“我聽那個老師彈了一首后很驚訝，原來吉他彈出來這么好聽。”梁博說。
從初中到中專，他一直是“問題少年”，留著遮住眼睛的長頭發，非常瘦弱，身體很差。在那所中專里，他也許是唯一愛鉆研搖滾樂的人。不過，上大學之前，他連流行音樂和搖滾樂都分不清，學習彈唱的大多是beyond的歌。
他后來在吉林藝術學院的打擊樂老師王卉記得，梁博在讀中專時就總來看王卉的演出。王卉覺得這小子酷酷的，不愛說話，見面也不打招呼。
“其實我就是膽子小。”梁博笑著說，“還有很多青春期小孩都有的那些問題。”
讀中專時，老師徐飆告訴他，你可以多去吉林藝術學院，去看看孫老師他們的排練。那是2006年，吉林藝術學院剛剛成立流行音樂專業，孫大峰一個老師教好多門課，一屆只有幾個學生，另一位“好聲音”選手權振東就是第一屆學生。
從那時起，梁博開始去偷看演出，因為膽子小，每次去都一個人躲在排練室門口的角落。
在上大學之前，梁博最大的野心，就是辦一場演出。2007年，他下決心自己掏錢弄一場。于是和小樂隊的幾個哥們兒一起，每次去偷看演出都帶著相機，把怎么擺調音臺、麥克風，怎么調吉他都拍下來，回去研究、策劃。他們湊夠幾千塊錢買了設備，又給領導聯名寫信，不過，到最后場地還是沒有獲批。
“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他未來可能會唱得很好”
報考吉林藝術學院在面試時，孫大峰老師問他，你最大的夢想是什么？
梁博老老實實地說，就是自己掏錢，做一場演唱會。
孫老師回答他說，從此以后，沒有錢做演唱會的日子，在我這兒就結束了。
事實的確如此。在上大學后，學院辦了幾十場大型演出，幾乎場場都有他。
梁博一直不愿意做酒吧歌手，他想在舞臺上唱歌。“在舞臺和酒吧練出來的歌手，是完全不一樣的。孫老師給了我一個好的標準，讓我們能夠上臺彈琴、唱歌。”
在這個“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學院，辦一場演出并不容易，每個人都身兼數職，樂手自己調音響、擺臺、拆臺，算上搬家公司在內，工作人員最多不過30個人。從排練、走臺、演出，老師全程跟進，演完還要座談，看看有什么問題和值得改進的地方。
在一場場演出中，梁博形成了習慣，自己唱歌的時候，非得孫老師在臺下站著。“中國好聲音”決賽時，每個四強選手可以帶親友團，梁博把父母的名額給了孫老師。由于孫大峰在鏡頭里頻繁出現，還一度被傳言為是梁博的父親“涼茶”。
第一次真正的演出，是大學里的新生音樂會。在那場演出上，梁博見到孫大峰，緊張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覺得自己唱得也不好。他鼓起勇氣去辦公室找孫老師，問他，一個人的自信是不是來源于他的實力？孫老師說，沒錯。
“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他未來可能會唱得很好。他已經是個帶著才氣、帶著想法面對音樂的孩子，也有渴望學習的態度，‘是這個勁兒’。”孫大峰說。
他的聲音不是最好的，但卻是最較真的
“他的聲音并不是最好的。”作為“中國好聲音”的冠軍，梁博卻得到老師和同學這樣的一致評價。
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我唱得沒那么好。”
而另一個評價是，雖然不一定是學校唱得最好的，但他卻是最較真的。
去年寒假，梁博找了幾個老師幫著錄歌。不停地換樂器，換場地，換設備，換收音的方法，折騰的過程遠遠超過錄音的時間，光是試音就花了半個月。
“因為他很懂，所以他才挑剔。”王卉說，“我跟他說，這樣不行啊，梁博總是說，老師，再試最后一個吧。”
“他一較真就停不下來。”比他高一級的祁大為有自己的琴房，梁博沒事就去蹭。有時候，祁大為一大早去琴房，一看梁博已經在里面調吉他了，不好意思打擾他，就出去逛一圈，結果一直等到吃完晚飯回來，梁博還沒研究完。
大學4年里，教學樓一層的琴房，是梁博在學校里最常出現的地方。“他天天都上我們那屋來‘偷東西’，我們在練，他就在旁邊看，偷著學。”打擊樂老師王卉說。
除了過年7天，這間琴房里幾乎天天都有樂器的聲音。學院沒有固定的課程和教學大綱，上課就是排練、討論，老師中連70后都很少，大多數是80后。所有代課老師都沒有辦公室，琴房就是他們的共用辦公和教學場所。
梁博習慣性地把學院說成“我們家”。“平時也不愿意出去，就愿意在我們家待著。離開家了，你才知道真正的親人是啥樣，你躺著，坐著，穿衣服，沒穿衣服，都無所謂，這才是親人。只有跟這樣的人在一起，才能完全放松，寫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歌曲。”
在梁博的記憶里，這些年，除了少數一些大課要去教室，其余時間都是在琴房度過的。每天中午，只要老師們在琴房排練，他就絕不去吃飯，總是叫個外賣牛肉面或者泡面。“大家都這樣。每個人旁邊都是樂器，煮著方便面，彈著琴，那種快樂，一般人都體會不到。”
在這里，一切都繞不開音樂。一起出去吃飯時，說好不聊音樂，去的路上大家都憋著，結果吃飽喝足，在回去的路上說著說著，就說到排練上去了；前幾天，梁博去琴房找吉他老師馬雪豐，馬老師本來馬上出門有事，但說著說著，一拿起琴就玩了3個小時。
在琴房以外，他也沒有太多的業余活動，最多是排練完了，出去“喝一口酒，吃一根串兒”。
“搖滾是積極向上的，有陽光、情誼和情感的”
在“好聲音”的舞臺上，比起其他幾位早早就被稱有冠軍相的選手，梁博并不起眼，很多人說，一直到最后的階段，都沒注意到這個老是“面無表情”、話很少的男孩。
在舞臺下，他其實并不嚴肅。在家里，他的房間布置是暖色的，燈罩是黃色的，喜歡沒事拿著iPad看看電影和國產電視劇，最大的享受是張羅“局子”，和朋友聚會聊天。
而只有在唱歌的時候，他才覺得“我的人是完全打開的”。
剛上大學時，孫大峰就幫梁博確定了主攻方向：搖滾樂。“梁博早期對搖滾樂的理解就是準確的。”孫大峰說。
“搖滾不是一味地憤青，也不是想改變世界或者揭露什么，而是積極向上的，有陽光、情誼和情感的。”梁博喜歡搖滾，因為它真實，“把一些人一輩子都想說，但永遠不可能張嘴說的話，說出來了。”
在他的理解中，真正的搖滾樂不是用樂器刻意營造出來的重型氣場，而是一種安靜的力量，“老崔就有這種氣場，單單是一把吉他，就能夠撐足全場。”喜歡崔健的另一個原因是，“光是很少在媒體上看到他這一點，就讓我覺得很舒服。”
在那英的帶領下，梁博終于見到了崔健，很多人問他，見到多年的偶像，也許是你人生中最緊張的一刻吧？
“錯了，看誰我都緊張，就看他不緊張。因為我是個不會說假話的人，而老崔是一個你不能跟他說假話的人。他就是想跟你聊就跟你聊，不想跟你聊就不理你，面對著他，我就敢把內心的實話都說出來。”梁博說。
在上海錄制“好聲音”時，祁大為問梁博，這比賽到底誰說了算，評委是怎么評的？梁博說，跟我有什么關系，我只要唱我的歌就好了。
“他可真是這么想的。”祁大為說，“覺得沒有必要去為了別人而唱。”
“一個唱歌的人，站在臺上要非常主動，不要等待觀眾的掌聲和一切未知的東西。如果只是為了鮮花和掌聲，就太被動了。要不我就不演，演了我就把自己唱舒服了，鼓不鼓掌是他們的事，但是你歌唱不好，一定不會有人喜歡你。”梁博說，“我很幸運，有人喜歡我。”
“我還是敢把自己寫的歌一分錢不要發到微博上”
梁博曾對著鏡頭說，希望有一天，可以唱我自己寫的歌。
他目前的愿望很簡單，“就是寫歌，一直寫下去。什么都阻擋不了我，我可以去上班，去打工，去掙錢，但是我必須寫歌。”
奪冠之后，人們開始關注他的創作，對他的作品褒貶不一。梁博不太在乎這些。
他心目中的好作品，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寫自己的故事，找到茫茫人海中跟自己有相同感受的人。“你不能迎合。和你一樣的人多了就是多了，少了就是少了，如果帶有目的地去寫，十幾億人各有各的口味，你永遠適應不過來。”
“比賽總有終點，但音樂一定要繼續。我還是敢把自己寫的歌一分錢不要發到微博上。”他眼下想做的，就是“先靜一靜”，寫出更好的作品來。
“他的生活很純粹，全部都在音樂中。”孫大峰說，“他心中有愛，是我們當代教育最缺失的東西。我身在大學太知道了，心中真有愛的人少。”
剛參加完比賽回來時，梁博對幾個老師說，老師我請你們吃頓好的。那天，學校門口全是“圍堵”他的人，6點30分出門，10點才吃上飯。和從前一樣，他們去吃燒烤，不一樣的只是從“路邊攤”升級到了店里，從三四個人吃七八十塊錢，升級到了100多元。
對他來說，生活也許就只有這么一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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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克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