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看點】“退養”咋就變成了“待崗”？

　　“在企業干了20多年，簽了退崗協議后，沒想到企業又變卦，一會兒說要解除勞動合同，一會兒又要重新簽訂需要降低待遇的待崗協議，感覺自己被玩得團團轉！”7月28日，吉林某實業公司的劉慶松不僅收到了企業的律師函，還在當地媒體上看到企業要求自己在8月24日之前辦理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幾番溝通無果，劉慶松傷心不已。

　　實際上，像劉慶松一樣“被待崗”的職工不在少數。有的企業為了低成本“開”掉某一員工，既不愿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又不想引起訴訟等麻煩，就會找個理由讓職工待崗，再通過縮減待遇等逼職工自動離職。日前，劉慶松正打算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困境。

　　從險被解雇到離崗待工，

　　職工認為“顯失公平”

　　劉慶松是1997年入職擔任司機的老員工。2016年4月1日，公司與其簽訂了一份為期4年半的《租車協議》，約定由劉慶松自行購置車輛，為公司提供派遣車輛服務。企業既租其車又用其人。

　　2018年4月2日，該公司所屬集團制定的《吉林區租賃車輛管理規定(試行)》開始施行。與原《租車協議》相比，新規定的補貼方式和標準都有差異，劉慶松希望原協議到期后再履行新規定，但企業仍強制停用了劉慶松的車。

　　5月8日，企業領導在找劉慶松談話時明確為其擺出了兩條路，一是買斷，二是退養。已經50歲的劉慶松選擇退養，便與公司簽訂了一份《協商退出工作崗位協議書》。雙方約定，自當日起，劉慶松退出公司工作崗位離崗休息，公司每月扣除五險一金后發給劉慶松2255元基本生活費，待劉慶松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為其辦理退休手續，同時停發離崗基本生活費。

　　此后，劉慶松找到公司領導，希望公司能按照原協議約定，賠償他未履行合同部分的違約金，“因為簽訂原來的《租車協議》，我才會自購車輛，況且公司還欠我1萬多元的車輛租賃費用沒給。”劉慶松說。

　　劉慶松沒想到的是，5月25日，他收到了公司的《終止合同通知書》和一份《律師函》。前者稱在劉慶松簽訂退崗協議時，原《租車協議》就已自行終止；后者則表示，原《租車協議》是劉慶松作為公司勞動者期間，對其工作內容的約定，雙方簽訂退崗協議后，已經對劉慶松的工作內容作出新約定，因此無法繼續履行原協議。7月底，劉慶松又收到了公司要與自己解除勞動合同的《律師函》。

　　覺得自己莫名其妙就要被解雇，劉慶松找相關領導溝通，希望按照原退養協議執行。此時，公司拿出一份離崗待工協議要和劉慶松簽，不僅降低了相關待遇標準，還要隨時回去上班。劉慶松覺得，這對老職工來說顯失公平。

　　放假數月分文不給，

　　老板玩起“躲貓貓”

　　劉慶松的情況并非個案，《工人日報》記者在采訪時獲悉了一些其他類似案例。

　　“這都放假好幾個月了，基本生活費也不開，找公司也沒個說法，再這么拖下去，我們這些農民工靠啥吃飯？”2017年年底，吉林大華銘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莫長軍和欒紅月接待了13名前來求援的女職工，她們希望公司把拖欠的基本生活費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補上。

　　這些女工是長春某醫藥企業的職工，之前，公司領導以企業效益不好為由給這些工人放了假，沒說期限，只是口頭答應每月給開70%工資當基本生活費。然而，放假快一年了，何時能復工仍無音訊，說好的基本生活費職工也沒拿到。

　　兩位律師找到這家公司，其負責人堅持不承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并稱公司的某些項目已經承包出去，女工們想要錢找錯了人。

　　“工作服和工牌都是這家企業的，證據板上釘釘，企業是賴不掉的。”莫長軍告訴記者，接下來，他們幫助女工們走了勞動仲裁和訴訟程序，最終企業因怕不良影響同意調解，如數為女工們支付了基本生活費和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

　　同樣是去年，吉林某醫院房租到期，表面暫時給全體職工放假，背地里醫院資質都已賣掉，負責人只告訴職工回家待崗等消息。一個月后，有6名職工心急聯系醫院老板，老板不是不接電話，就是不見人。

　　6名職工向法院提起訴訟，可因醫院老板行蹤不明，法院起訴書一直送達不了。最后幾經周折找到了人，老板終于同意調解，為職工們支付了15萬元左右的賠償金。

　　莫長軍告訴記者，因待崗問題產生的勞動糾紛案件并不少見，職工通常都處于弱勢地位，如果不懂法草率妥協，很容易掉進用人單位精心編制的陷阱。

　　職工要“留心眼”，

　　企業別“耍心眼”

　　“息工待崗制度源于計劃經濟年代的國企，現在仍有很多國企和私企沿用，但對于企業可以安排職工待崗的情形，我國勞動法律法規并未作出明確規定。”吉林路朗律師事務所律師王雨琦說，雖然司法實踐中部分觀點認為，企業根據生產所需擁有單方安排員工待崗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但從法理角度和目前審判實踐來看，多數觀點仍認為，待崗實質上屬于對既定勞動合同內容的變更，企業無權單方決定。

　　王雨琦接待了前來咨詢維權的劉慶松。王雨琦分析后認為，劉慶松的案例，就是企業換了投資方，想要在不給賠償的情況下挖個坑，換掉“沒事愛挑刺”的劉慶松。

　　“遇到類似情況，職工一定要仔細算一算經濟賬，謹慎簽訂待崗協議。如果擔心由于自己不同意，企業會采取其他方式刁難或造成侵權，可通過向勞動主管部門反映情況維護自身權益。”王雨琦說。

　　莫長軍表示，從職工角度講，一定要增強法律意識，與企業簽好勞動合同，約定好工作崗位、績效考核等內容，“職工要注意保留相關證據，否則一旦發生糾紛，維權很難。”

　　“沒誠信等于沒未來。企業一旦有不良記錄，就會影響自身融資、投標等長遠發展利益。”莫長軍說，這幾年待崗相關的違法行為正在呈遞減趨勢。隨著立法的推進、相關部門管理機制的完善，企業的違法空間會越來越小，鉆空子的機會會越來越少。希望企業能提高認識，承擔起應負的責任，不要心存僥幸鉆空子，最終違法代價反而可能更為慘重。 （記者 柳姍姍）

　　應采訪對象要求，劉慶松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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