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終于可以不必為“格斗孤兒”而內疚

　　看到廣受關注的“格斗孤兒”有了一個比較溫暖的歸屬，很多人可能都像我一樣，松了一口氣。尤其是媒體人，面對這個結果，感覺壓在心中的那個道德包袱不再那么沉重。

　　據媒體報道，備受關注的“格斗孤兒”風波出現了新動向。在政府的支持下，近日，恩波格斗俱樂部獲得了體校資質，與阿壩州體校聯合辦學，這意味著曾經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們將可以繼續回來訓練與學習了。媒體用了“反轉”這個詞，稱他們不僅能接受格斗訓練，而且畢業還能獲得國家承認的學歷。相關方表示，這是一個趨于完美的結局，孩子們保留了選擇權，格斗運動也得到正名。

　　孩子既能依法享受到應有的教育，又能按自己的興趣接受格斗訓練，政府與民間合作解決了格斗孤兒問題，記者終于可以不必為他們而感到內疚。

　　內疚從何而來？來自媒體報道后改變了格斗孤兒的命運，而且起初的改變，對這些孩子們并非好事，而是命運朝更壞的方向去發展。此事一波三折，輿情不斷反轉。媒體一開始報道格斗孤兒事件后，那段看起來很殘酷、很殘忍的鐵籠格斗視頻引發了輿論關注，俱樂部成為眾矢之的。公眾是帶著“解救孤兒”的情緒介入事件的，政府監管部門也表達了重視，稱要“發現一起糾正一起”。不過，隨后事件的發展出乎公眾意料，孩子們對這種“被解救”似乎很反感，一些孩子被送回老家時，是哭著離開的。那個場景讓很多人心痛。

　　此后，報道此事的記者受到輿論批評。有人說，都怪記者多事，如果不是媒體報道，孩子可能不會像這樣“被解救”，被迫哭著離開自己喜愛的打拳。媒體的介入打破了他們本來平靜的生活，這不是解救，而是讓他們沒有了未來。

　　很多事件中，媒體記者都受到過類似的批評。一位采訪蟻族的記者朋友，就遭遇“被報道對象”的鄙視。他做了許多反映蟻族艱難生存狀態的報道，房子很破，交通很麻煩，周邊配套很不完善，寄望引起相關部門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可當地蟻居者、蝸居者和村民并不喜歡記者，而是對他們充滿“敵意”。有一次朋友去采訪他們時，走到十字路口，當地村民就指著記者的相機戳戳點點：又是記者，就是你們這幫記者，拍拍拍，把我們的房子拍沒了！朋友說自己當時心里很發虛，低著頭像逃跑一樣離開了那個路口，事后他不斷地問這個問題：我們的關注和報道是錯的嗎？

　　幾年前，有記者關注某地一位集裝箱中蝸居的人時，蝸居者對媒體非常排斥。他很害怕引起媒體關注，因為他知道，媒體一報道，城管就會來，連蝸居之地都沒有了。還有好幾次，媒體報道貧困山村學校孩子令人觸目驚心的貧困生活，可學校卻被以“非法辦學”的名義取締了；媒體報道貧困群眾住房太簡陋，結果就是拆、拆、拆，最后連簡陋的房子都沒了。常把“關注”當“舉報”，這真將記者和媒體置于很尷尬的境地，記者出于解決問題的善意而報道真相，卻經常“導致”最壞的結果，是記者的錯嗎？面對問題不該報道嗎？

　　當然應該報道，這是記者的職責。問題的關鍵在于，記者只有報道的能力，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還得靠相關職能部門。如果相關職能部門只顧及自身的形象，只是把媒體報道當“輿情”，只想迅速“平息輿情”，而不顧被報道對象身處的境地和面臨的問題，采取“鋸箭療法”，結果只會變糟。這也會置媒體于不義境地，陷入“該不該報道”的倫理自責。

　　感謝阿壩州相關部門，沒有認為“把孩子送回家”就盡職了，而是以“最弱者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努力協調讓“不合法卻合情合理”的事物變成合法的事物，政府和民間合作，既尊重法律又顧及現實，讓孩子有一個最好的歸屬。這才是真正的解救，既解救了孩子，也把記者從“該不該報道”的道德困境中解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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