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麥徒

　　冒充代駕司機專挑醉酒車主，快到目的地借故離開，之后團伙配合剮蹭訛錢。近日網傳的郎永淳醉駕案“另有真相”，盡管未得到確證，卻再度引發公眾對“代駕碰瓷”的關注。媒體借此報道了某些代駕司機特別是黑代駕的“地下生意”——帶醉酒女司機開房拍下裸照勒索；收費隨意，到了目的地后臨時加價，還會為搶地盤打群架；部分代駕司機醉酒駕駛……讓人觸目驚心。

　　漫天要價、肇事逃逸、“做局”挖坑、盜竊財物……這次第，豈一個“亂”字了得。“有所謂趁火打劫者，臨時之盜也。”清代作家徐珂在《清稗類鈔》里，將“利人之危而乘之”之舉稱作“盜”。而諸如設局碰瓷、趁車主不省人事拍裸照式的“趁醉打劫”，又何止是盜？很多敲詐勒索行為，其性質惡劣程度遠甚于盜竊。

　　一邊是代駕市場快速增長，統計顯示，2016年全國代駕行業總產值達154億元，今年上半年我國互聯網代駕市場規模達29.65億元，其中最大的應用場景就是酒后代駕；一邊是亂象叢生，雖然很難說能以“亂”概全，可毒瘡縱非遍布仍是毒，若這些毒瘡不盡早剜除，代駕行業遲早要為其背上黑鍋，信譽受創。到那時，黑代駕恐怕會讓整個行業付出“代價”。

　　車主和代駕的陌生人關系，車主醉后防范能力減弱的狀態，都決定了，防止被黑代駕坑，不能只靠車主及其身邊人多“長點心”，也不能主要靠后置性的法律懲戒去警示。用合理而縝密的監管“反黑”不可或缺。

　　說起來，早在2011年（也即我國酒后代駕服務出現的第7個年頭），《刑法修正案（八）》明確醉駕可以入刑之后，代駕行業無主管單位、無準入門檻、無統一標準的“三無”情形就受到了密集關注。

　　6年過去，在醉駕入刑的助攻下，代駕行業從之前的緩慢生長期步入快速成長期，可這“三無”局面仍未根本改觀——雖說今年終于有了非強制性的推薦行標《代駕經營服務規范》，可國家層面的制度規范依舊欠缺。代駕行業的“黑”與“白”，也傻傻分不清楚：該行業跟運輸合同、雇用合同、承攬合同、委托(服務)合同都沾邊，但又不能歸于其類；運管、交警、勞動、物價等部門監管范疇似乎都與之有交集，但又都難以插手去管；“江湖規則”也在行業通行，有的代駕靠拳頭劃地盤，有的則跟酒店綁定，每月足額交管理費承包專屬攬客區域……

　　對于蓬勃生長的代駕特別是互聯網代駕行業，采取包容審慎的監管，未嘗不可，但起碼要讓其擺脫管理無序的局面。黑代駕“趁醉打劫”，很多正規代駕司機卻面臨出事故可能需自掏保險、工資提現周期沒到公司跑路、被醉酒司機毆打的痛點，如此情景不該繼續。

　　每次代駕糾紛，本質上都是對代駕立法的催促。而今隨著糾紛的頻密、隱憂的普遍，通過對相關單位各明其責，嚴格代駕企業與司機的準入門檻，實行持證上崗，明確“車主-代駕公司-司機”的權責關系，包括將代駕責任險變成強制性責任保險，已迫在眉睫，而不宜再久等。

　　對代駕行業的監管不以混沌的“醉駕”狀態運轉，是保護車主和正規代駕權益的前提。這道理已不新鮮，可只要亂象頻仍一日不消，對代駕立法的呼吁就一日不過時。（麥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