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５日電 題：警惕美國風險之一：華爾街是否正醞釀新危機？

　　新華社記者 樊宇 康逸

　　虛擬經濟指數不斷走高、樂觀情緒持續(xù)高漲、美聯(lián)儲開啟加息通道、市場鼓吹放松監(jiān)管以增進經濟活力……這一幕是否似曾相識？次貸危機十年已過，新的危機是否正在醞釀？如今全球是否能更好應對？

　　華爾街貪婪卷土重來

　　“貪婪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千萬別忘記這一點，”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安德魯·希茨警覺地預感，目前的狀況和２００７年次貸危機前有著驚人的相似。

　　自唐納德·特朗普贏下美國大選以來，美國股市迭創(chuàng)新高。自去年１１月８日美國大選至今，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標準普爾５００指數漲幅接近９．３％。今年２月１３日，紐約股市標普５００指數總市值歷史性跨越２０萬億美元大關，比去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還高出近８％。

　　華爾街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當下美股瘋狂上漲并非是對實體經濟的準確反映，更多是對新政府政策調整的一種“押注”：期待特朗普政府推出減稅、增加開支、放松監(jiān)管等新措施。事實上，去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１．６％，遠低于前年的２．６％。

　　實體經濟不溫不火，虛擬經濟熱火朝天，資產估值泡沫隨時可能破滅。這一景象太過熟悉，希茨警告說：“貪婪的市場幾時關心過資產估值？”

　　而且，和美聯(lián)儲持續(xù)加息引爆次貸泡沫類似，當下美聯(lián)儲同樣處于加息通道。美聯(lián)儲去年１２月時隔一年后再次加息，預計今年可能加息３次。

　　美聯(lián)儲加息將提升資金成本、抑制投資，這可能導致在泡沫期被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從歷史上看，美聯(lián)儲加息期往往也是金融危機高發(fā)期，亞洲金融危機、科技股泡沫危機、次貸危機都處在加息期。

　　此外，特朗普準備放松金融監(jiān)管的舉措也將帶來新風險。分析人士預計，特朗普很可能弱化金融危機后出臺的旨在加強監(jiān)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說，目前美國金融系統(tǒng)風險仍威脅著美國經濟前景，削弱甚至取消《多德－弗蘭克法案》并不可取。

　　市場盲目樂觀、美聯(lián)儲連續(xù)加息、政策應對失當，這可能造成新一輪“完美風暴”。華爾街最樂觀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認：即便短期內美國不發(fā)生系統(tǒng)性金融危機，中長期風險也正在快速累積。

　　經濟結構性問題仍存

　　和次貸危機前相似的是，此輪美國股市瘋漲，部分是因為資金在金融市場“空轉”套利，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西班牙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學應用經濟學教授哈維爾·本塞說：“如果現(xiàn)有模式沒有得到改變，我們仍然被金融資本的利益和邏輯所支配，經濟很難獲得長久復蘇，只會產生新泡沫。”

　　次貸危機已過去近十年時間，但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猶存。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環(huán)境使得發(fā)達經濟經濟體去杠桿進展非常緩慢。同時ＩＭＦ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穩(wěn)定報告》指出，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yè)杠桿率大幅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脆弱性。

　　澳大利亞創(chuàng)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說，當前金融系統(tǒng)的巨大流動性暫時掩蓋了貨幣和資產泡沫化風險。他說：“這雖然推遲了風險，但不等于去掉了風險”。

　　此外，“后危機時代”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貨幣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將會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影響，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降低全球經濟抵御意外風險的能力。加之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思潮抬頭，美國金融市場如果再次爆發(fā)危機，很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擴散。

　　全球抗風險能力已獲提升

　　不過也應看到，歷經金融危機洗禮之后，如今全球抗風險能力已得到了切實提升。首先，雖然特朗普誓言放松金融監(jiān)管，但和次貸危機前相比，目前美國金融監(jiān)管“防火墻”更為有效、金融體系也更加穩(wěn)健。

　　美國財政部２０１５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過去五年中美國銀行機構的資本增加逾６０００億美元，減少了對杠桿的依賴，流動性資產增加。２０１６年壓力測試表明，美國大型金融機構的資本水平繼續(xù)提升，資產狀況繼續(xù)改善，在假設的極端不利條件下借貸能力整體增強。

　　第二，從全球層面看，全球金融監(jiān)管合作和政策協(xié)調機制常態(tài)化有利于監(jiān)測和管控新風險。

　　２０１０年出臺的《巴塞爾協(xié)議Ⅲ》，已成為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共同制定并努力落實的全球金融監(jiān)管新標準。愛爾蘭中國研究院院長王黎明教授認為，《巴塞爾協(xié)議Ⅲ》把流動性監(jiān)管提到了與資本監(jiān)管同等重要的地位，對金融系統(tǒng)中風險較大的“金融創(chuàng)新過度”的監(jiān)管進行了針對性改革。

　　同時，各國間的政策協(xié)調和對話機制為全球經濟和金融穩(wěn)定提供了保障。從２００８年的華盛頓峰會到２０１６年的杭州峰會，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緊要的關頭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機制，如今已從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對話和磋商平臺，并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預防和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第三，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格局發(fā)生重大轉變，國際貨幣體系也朝著更有益的多極化方向發(fā)展，更具穩(wěn)定性、代表性和時代性。

　　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博認為，人民幣加入ＩＭＦ特別提款權（ＳＤＲ）貨幣籃子，有利于分散風險，也給了投資者更多避險選擇。王黎明也認為，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美元霸權而造成的國際金融秩序失衡。

　　作為國際經濟治理改革的重要一步，ＩＭＦ２０１０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于２０１６年正式生效，約６％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轉移，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４個新興經濟體躋身ＩＭＦ股東行列前十名。（參與記者：金旼旼、王乃水、江宇娟、錢錚、馮俊偉、熊思浩、鄧茜、張啟暢、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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