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里有句話說得很詩意：放聲大哭從一個夢境進入另一個夢境，這是每個人都有的奢望。想起最近每個早晨在公車上遇到的茫然地望著窗外一片塵埃的人們，今天我想把它改一改：茫茫然從一個夢境進入另一個幻境，這是霧霾圍城下每個上班族不得不承受的罪過。

　　就連山明水秀的南國花城，如今也成了霧霾重災區。最近每天從學校坐公車穿過霧霾到廣州社科院實習，跟隨導師研究霧霾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算是十分應景。霧霾是一種災害性天氣，霧是由大量懸浮在近地面空氣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組成的氣溶膠系統，霾是空氣中的灰塵、硫酸、硝酸和有機碳氫化合物等組成的顆粒物質，在靜穩的大氣條件下相互融合，彌漫在空氣中對人體呼吸系統造成巨大（科學界目前尚未量化）的危害。從2014年開始霧霾逐步進入公眾視野直至如今成為社會焦點的話題，近三年過去了，但我們仍然對它一知半解。霧霾的危害到底有多嚴重？

　　上圖來自Arden Pope et al.,（2006）關于可吸入顆粒物對健康的影響的研究。研究人員通過對美國和西班牙數十座城市在一段時間內PM10濃度和人口死亡率的觀測，發現了PM10和人口死亡率正相關的關系。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和西班牙的能源結構與中國有著明顯不同。在中國，燃煤占據了能源總消耗的75%以上，而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已被證明對人體有巨大破壞作用，長期接觸甚至可能致癌。2015年9月，《自然》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全球范圍內室外空氣污染對過早死亡率的影響”（The Contribution of outdoor air pollution sources to premature mortality on a global scare）的論文，分析了全球范圍內室外空氣污染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腦血管疾病和過早死亡率等的關系。

　　霧霾不是中國特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比利時，大量煙塵和污染物質組成的霧霾天氣造成了極大的污染；1948年美國多諾拉鎮呼吸系統疾病發病，也是霧霾天氣惹的禍，造成多人死亡；1952年英國倫敦的“煙霧”事件，五天內有將近4000人死亡；1952年12月美國洛杉磯的光化學煙霧事件中，洛杉磯市65歲以上有400多人死亡。直到20世紀70年代，洛杉磯仍被稱為美國霧都。1970年日本阪神一帶爆發嚴重霧霾，空氣中夾雜著重金屬、二氧化硫，致使上千人患病，多人因患呼吸系統疾病死亡。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霧霾問題如此嚴重？

　　從公共經濟學角度看，大氣排污權界定不清是引起霧霾治理困難的主要障礙。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就是資源配置的最優化，而效率最大化則是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人們在追求市場經濟高效率的同時，對空氣的產權和利用方面出現出了非理性，即排污者在經濟活動中“搭便車”，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憑借大氣排污權的零交易成本，肆意妄為的對空氣進行著掠奪式的使用，并且不計成本的將經濟活動的外部性留給別人。

　　大氣排污權侵蝕問題的解決依賴于空氣產權界定，產權界定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作用的結果，而一旦產權被初始界定之后，“看得見的手”就應當將資源配置效率問題交給“看不見的手”——市場。因此，產權的初始界定對于治理霧霾尤為關鍵。

　　其次，我們都不否認空氣不能為每個人所獨占，在經濟學中被稱為“非排他性”，即一旦空氣被污染了，受罪的是整個社會。這樣一來，出于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很多企業就不會考慮污染對環境的破壞程度，也不關心“霧霾圍城”，這就導致了非帕累托最優的結果，即企業可能會想“趁火打劫”大量排放廢氣廢物以增加產量。如果每個企業都這么想，污染的嚴重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批判了個人決定服從于集體利益的傳統集體行動觀，并指出如果集體中不存在強迫手段，或者是集體中的人數不足夠多，個人將不會自覺地按照集體的利益采取行動。每個個體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集體的利益跟個體的利益出現不一致的時候，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就會出現經濟學中的“囚徒困境”。解決這樣的囚徒困境，肯定不可能靠市場自我變革的力量（正是因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導致了這樣的困境），而只能靠政策引導。

　　縱觀全球治霾史，各國的對策也多著眼于上述兩個方面。

　　1976年美國開始實行排污權交易機制，主要包括1990年《清潔空氣法》所創設的酸雨計劃、南加州為了控制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所創設的區域清潔空氣激勵市場 (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以及東北地區二氧化氮預算交易計劃，其中影響最大和最為成功的交易計劃當屬1990年《清潔空氣法》的修正案規定的SO、SO2排放許可證交易計劃，即通常所謂的“酸雨計劃”。這個計劃的優點在于：第一，有效緩解了空氣污染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洛杉磯年平均霧霾天數已由80年代的56天減少到了不足6天；第二，對工業企業而言，排污權交易制度能創設一個高效的污染物交易市場，那些能夠以較低成本削減污染物排放的企業因此獲利；第三，對市政管理者而言，排污權交易制度使得他們在解決空氣污染問題時無需推行復雜且易滋生尋租群體的許可證制度或向化石燃料征稅（這會極大增加社會負擔）。

　　增加財政預算則是西歐很多遭受過霧霾侵襲的國家的主要解決之道。2001年，英國用于與大氣污染防治相關的公共財政投入為 4.35 億英鎊。其中，1億英鎊用于鼓勵采購與防治大氣污染相關的技術和設備，1.08 億英鎊用于建立大氣污染防治相關的基金，3000 萬英鎊用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5000 萬英鎊用于社區防治大氣污染相關工作。2002 年，英國公共財政預算中，2億英鎊用于與大氣污染相關基金，其中貼息貸款為5000萬英鎊，無息貸款為1000萬英鎊。同時，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碳預算”的國家。2009年，英國將“碳預算”納入財府預算，并對與低碳經濟相關的產業給予104億英鎊的追加投資。法國1991年要求各級政府執行與建筑業霧霾防治相關計劃。2008年，法國在環境與能源管理方面的財政預算約30億法郎，其中5億用于可再生能源領域，7億用于新能源開發，18億用于大氣污染防治，同時每年對20個重大示范項目開展審計。

　　日本則通過增加節能綠色產品的政府采購改善環境。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并實施第一個“綠色行動計劃”，同時制定《綠色采購法》和《促進再循環產品采購法》，要求政府必須采購綠色產品，必須全部采購“低公害車”。到2015年，綠色產品采購已約占日本政府采購的98%。為暢通采購渠道，日本已經建立起完備的采購體系，實現了政府與各個企業的無障礙信息溝通。

　　十面霾伏面前，為了孩子們自由呼吸的權利，我們需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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