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檢結果緣何互相“打架”

　　2014年3月，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安排包括西京醫院、省人民醫院、西安市兒童醫院等6所省內三甲醫院，對服藥兒童進行免費體檢。

　　結論是6家醫院累計查體1586人，未發現共性指標異常。對于個別兒童出現的腎積水、尿常規異常等問題，專家稱，尚無證據顯示其體檢異常與服用病毒靈有因果關系。

　　但指定醫院的體檢結果和專家意見顯然沒有得到家長的認同。他們稱孩子出現盜汗、瘙癢、腹痛、無力等癥狀，疑為服藥的不良反應。

　　家長提供的楓韻、鴻基兩所幼兒園體檢結果顯示，238名涉訴兒童在非省內或指定醫院的體檢統計，心肌酶異常的幼兒有135人占56.8%，肌酐異常的113人占47.5%，堿性磷酸酶異常的79人占33.2%，淋巴結腫大的54人占22.7%。另外22人被確診為心肌損傷，占9.2%，6人被確診為腎積水或腎部病癥，占2.5%。

　　家長寧靜向北青報記者出示了其子在三所醫院的不同檢查結果：指定醫院的檢查結果完全健康。次日跨省去鄭州兒童醫院檢查，心肌酶幾項指標嚴重超標，達到正常值2.4倍以上，結論是其患有心肌損傷。返省再查體檢仍然有問題……“我就此向指定醫院進行詢問，他們給出的解釋，是最初安排的體檢項目中，未含心肌酶那幾項。”在另一些孩子的“超聲診斷報告單”上，北青報記者發現，蘇一晨、寧浩然、薛博燁、楊添誠、李瑞誠、藺一一、譚懿晗七個孩子的B超影像圖完全相同，每一個光斑都無絲毫之差異，甚至影像圖上顯示的時間都分秒不差。也就是說，除了性別、姓名以及年齡外，其他內容完全相同。而另外三人的B超結果，前面影像完全相同，只是在“超聲所見”描述部分，稍有文字改動。

　　家長們據此懷疑院方提供“虛假報告”，用正常孩子的圖像替代問題孩子的影像。院方對此的解釋，是“年輕醫生疏忽了，本來應該逐個出B超影像”。

　　援助律師韓林認為，“各地‘喂藥門’事件頻發，透視出處方藥監管失察、教育者缺乏用藥常識、衛生機構監管乏力等多種問題。除了對直接肇事者追究刑責外，其他相關責任人也應承擔相應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事發后，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副局長梁偉對外通報，兩所幼兒園的法定代表人孫雪紅、正副園長，及無正式行醫資格的幼兒園保健醫生黃某等5人，因涉嫌非法行醫罪被拘留。幾天后，吉林市也對同類涉事幼兒園的3名相關責任人予以刑事拘留。宜昌也傳出責任人被警方控制的消息。

　　就在家長們期盼法律將嚴懲相關責任人時，2014年9月16日，鴻基幼兒園家長信小娜，從西安市高新公安分局信訪部門，拿到了編號為017的《公安機關信訪事項告知單》，稱她反映的鴻基幼兒園擅自給幼兒喂處方藥事件，“我局于3月13日立案偵查。現因不夠追訴條件，已撤銷案件退回雁塔區衛生局做行政處理。”家長們開始向雁塔區衛生局質詢行政責任是否有人追究。得到的消息是，無論是鴻基幼兒園所在的雁塔區衛生局，還是楓韻幼兒園所在的蓮湖區衛生局，都沒有任何人，因“喂藥門”事件受到處理。

　　2016年7月22日上午，韓林來到雁塔區衛生局，就兩所涉事幼兒園的財產扣押情況、遷址情況及行政處理情況進行調查，該局辦公室高姓主任告訴她，“沒有人因此受到處理！”并讓她轉去教育主管部門問詢。

　　在蓮湖區教育局，負責接待的劉西平副局長告訴她，涉事幼兒園的辦學許可證在事發后已被吊銷，在原址上的公辦幼兒園與涉事幼兒園沒有任何關系。至于對相關人員的究責，截至目前，沒有任何個人因此事受到行政處理。

　　“因為善后的關鍵問題是要定受損和傷害的程度，包括行政的處理也要依據法院最后的定性之后才能繼續處理！” 劉西平說。

　　司法鑒定進入“死胡同”？

　　2015年12月16日上午9點，來自楓韻幼兒園的118名兒童家長，帶著孩子病歷、診斷書、化驗單原件，來到雁塔區法院，為司法鑒定取材。此前兩個月，鴻基幼兒園的鑒定取材已在同一法院主持下完成。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因為此案的特殊性、復雜性以及種種不確定因素，所以鮮有律師愿意接下這種立案難、周期長、勝訴少的索賠訴訟。西安牽涉238名喂藥兒童的索賠訴訟，基本由來自各地的14名援助律師先后承擔。

　　“光是立案，我們就花了半年多的時間，而后便是‘來回’變更鑒定申請。”律師吳暉告訴北青報記者。

　　“本案的難點在于，現行的損害賠償制度，要求受害人舉證損害結果與致害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到底怎樣證明損害后果與喂藥情節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讓我們一度陷入死穴。”

　　據悉，律師們先是想讓法院委托相關鑒定機構，就孩子目前的種種不適現狀，與喂食“病毒靈”之間“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得到的回復是，被告本就認為無因果關系，那就不用鑒定了。律師們又向法院提交了《變更鑒定申請書》，將“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變更為“有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吳暉說。

　　當日，在雁塔區法院的主持下，包括兩所幼兒園的法定代表人、雁塔區教育局、雁塔區衛生局、蓮湖區第五幼兒園等8名被告，對病歷、診斷書、化驗單原件等相關鑒定證據進行了質證，被告均否認孩子不良反應與吃藥之間具有關聯性。

　　今年5月23日下午，援助律師塔拉接到雁塔區法院主審法官致電，稱截至目前，沒有找到相關機構，能對喂藥與損害后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進行鑒定。“也就是說，八九個月過去了，申請機構進行鑒定的請求，仍被擱置。法官除了建議我們追加第九名被告外，還讓律師提供其他省市喂藥案的處理結果。”據家長透露，包括雁塔區法院在內的全國幾省出現喂藥事件的基層法官，開始異地走訪相互“取經”，就“喂藥案”共商調處意見。

　　7月25日下午，韓林律師從雁塔區法院蔣姓庭長處獲悉，司法鑒定之所以“擱置”，一是西安市現有鑒定機構，無法做此類鑒定，法院也沒有在西安市以外查找。二是法院在咨詢鑒定機構時聽聞，如果要做此類鑒定，需花上一兩年時間，跟蹤采集數據再做相關分析，成本太高。三是目前法院正在積極調解中，一旦成功，便無做鑒定的需要。

　　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委員、湖北恩施律師事務所主任萬玨認為，“喂藥門”案出現“停擺”，與司法機關對此事的重視程度有關。他建議，無論是從案件影響范圍，還是個案對于將來的立法影響來看，至少應當由高級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

　　萬玨表示，此案的訴訟難點在于，從醫學角度上，現在尚未證明服用該藥是否對孩子健康造成了損害。但同時，在當今醫學科學無法明確排除藥物無副作用和對幼兒發育沒有影響的情況下，基于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基本原則，應當要求幼兒園承擔賠償責任，這是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圍，當然積極的調解也是切實可行的。

　　本版文并攝/本報記者 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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