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7月8日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做好經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戰、湖北省發改委主任李樂成、深圳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美的集團董事長方洪波等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各自地區或各自企業的實際先后發言。另外，來自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等專家學者也就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時隔兩年，習近平再次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談了什么？此前兩期【新常態?光明論】已刊發李楊和胡鞍鋼的獨家約稿文章，以下刊發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獨家解讀稿件，以饗讀者。

　　謝地指出，引領新常態關鍵是在“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的基礎上，通過創新驅動，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從而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滿足及創造新需求，牽引我國經濟整體進入更高的發展平臺，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條件。

圖為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 　　作者：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謝地

　　2016年7月8日，習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指出：“從經濟運行看，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更加明顯，必須堅定信心、增強定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新的經濟結構，強化新的發展動力”。如果說“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認識、適應新常態的基礎上，引領新常態、最終跨越新常態的關鍵步驟。

　　認識新常態，應該把新常態視為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必然呈現出的客觀經濟現象和階段性特征，并提升到經濟規律的層面來加以把握。例如：從消費需求看，我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從投資需求看，我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從產業組織方式看，適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求，企業兼并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從市場競爭特點看，我國市場正在從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從資源環境約束看，我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我國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的必要性凸顯；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我國經濟生活中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等等。這些都是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出現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新情況，是客觀經濟規律作用使然。

　　圖為謝地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發言

　　適應新常態最需要的是戰略定力。既然新常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我們必須適應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的關鍵是保持戰略定力，辯證看待經濟下行，對由于結構性調整造成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應當給以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不以GDP論英雄。以東北地區為例，今年上半年，東北經濟下行壓力仍然很大，基本上沒有改變2015年下行的態勢。但同時應當看到，在這輪經濟增速下滑中，除了房地產業，下滑最多的主要是重化工業、資源型產業，也是我國產能過剩的主要領域。產能過剩相關行業的凋敝乃至衰退，已經或正在產生一種倒逼機制，迫使東北地區要加快產業結構性調整，同時也為通過創新驅動，給東北經濟注入新動能，尋找新的增長點創造了條件。事實上，這種積極的結構性變化已經開始出現。其主要表現：一是“有中生新”，例如遼寧充分發揮裝備制造業的優勢，貫徹習近平同志“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鏈”的要求，全力以赴解決“原”字號、“初”字號產品居多的問題，推進遼寧“重裝”升級，邁向產業中高端。二是“無中生有”,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彌補原有結構的短板，在高速感應芯片、智能機器人、新能源儲能技術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引領新常態，關鍵是在“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的基礎上，通過創新驅動，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從而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滿足及創造新需求，牽引我國經濟整體進入更高的發展平臺，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條件。強調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跨越新常態，是基于我國經濟生活中，無論微觀、中觀、宏觀，還是國際競爭領域，乃至政府治理環節仍然大量存在的、明顯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矛盾的集中表現是企業創新乏力、產業結構升級緩慢、過度競爭明顯、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在國際競爭中被鎖定于國際產業鏈低端難以自拔，過于依賴總需求刺激和投資拉動政策來實現增長與發展，等等。這些問題表明，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是現階段我國供求矛盾中的矛盾主要方面，解決經濟中長期穩定增長問題，不能再采取大水漫灌的強刺激政策，而只能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經濟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實現結構優化、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這是我國經濟破繭成蝶不得不經歷的陣痛。正如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所強調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有利于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為此，一是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概括、總結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規律；二是著力培養造就國際一流經濟學家和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隊伍，引導發展預期；三是把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型升級有機結合起來，以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更好地發展國有企業；四是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引導民營經濟進入“新經濟”領域，并著力做好相應的制度安排；五是在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調不動搖的同時，注意在需求側同時發力，特別是發揮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投資重點應該選擇那些既能夠解決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彌補供給短板，同時又能擴大有效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項目；六是對經濟下行明顯的區域給予更多的政策傾斜，以幫助其迅速走出困境；七是通過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致力于從微觀、中觀、宏觀、國際經濟關系以及政府治理等多層面、全方位地解決供給測結構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