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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下棋老照片

　　1、韓國圍棋的成長和衰退-城市化和大眾傳媒的影響

　　今天的韓國圍棋，確實站到了轉折的歧點上。

　　圍棋的體育化雖然十年有余，但是本質屬性問題，依然讓很多人感到困惑。這可能取決于體育競技概念本身的外延和擴展，但圍棋作為技藝的藝術價值始終更為強烈。那么，圍棋究竟能不能調和這兩者呢？

　　如何解決圍棋本質屬性的問題，其迫切性倒在其次，現實中年輕棋士們的自我認同，正在發生動搖。過去十年，職業棋壇棋戰為中心的運營方式正在大變其貌，而職業段位已失去意義，在團體賽為主流的環境下，棋手們找不到個體的價值。當今這個時代，更需要年青一代詰問和求索，但世事無常，談何容易？

　　所以，有必要回顧韓國現代圍棋的發展史。任何領域，只有確認歷史背景下的自我，才能理解此刻所站何處，意義是怎樣被賦予。現在回望，圍棋界反思的聲音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已經出現。1996年，幾位職業棋手鼓吹升段大賽無用論，呼吁廢除對局費，導入獎金制。

　　自1989年曹薰鉉九段獲得應氏杯冠軍，1996年當時韓國職業圍棋的發展比任何時期都要繁盛，棋界的人深受鼓舞，但仍出現了反思的聲音。“盛世危言”反映的是這幾位職業棋手超前的嗅覺，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了繁榮掩蓋的危機，其中最為明顯的，職業棋手的總數已超過了警戒水位。

　　1996年當時，韓國棋院包括13名九段棋手，職業棋士全員為141人，但除了棋戰，幾無圍棋相關的其他經濟活動。棋手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對局費收入的相應減少。而外觀上李昌鎬一年的獎金收入超10億韓元，圍棋界的繁榮似乎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1997年金融危機，韓國圍棋發展的勢頭忽然被腰斬，可以說1997年是韓國圍棋成長和衰退的最為明顯的分歧點。

　　韓國圍棋的成長和衰退，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城市化和大眾傳媒這兩大因素是根本的推動力。即圍棋的成長和衰退，和城市化和大眾傳媒的發展相結合到一起。而城市化和大眾傳媒，即是韓國圍棋成長的主因，也是導致衰退的要因。

　　二十世紀60年代起，產業化促進城市化，報紙、電視等大眾傳媒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而圍棋是因循這一軌跡得到了成長。城市化，會帶來邊緣化的孤獨感。疏離主流社會被孤立的情緒，城市的每個個體或多或少都需要克服這種消極的情感。

　　而克服的方式是什么呢？在六十年代，人與人之間主要流行零距離的對話和接觸。即你我見面，通過相互感知來確認我的存在。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呢？當時和圍棋的棋館最為接近的，就是茶屋和酒館。從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葉，每個人都可以在離自己最近的地方找到茶屋和棋館。甚至工作場所也提供了這種附屬設施，人們在這種場所通過相見排解孤立感，圍棋則成為了人與人相見的手段和目的。或者說，沒有比圍棋更好的道具了。

　　拳擊和摔跤，一度也成為國民的娛樂，可是這種體育不是普通人自己可以體驗和享受的，但圍棋可以。用口談和手談，圍棋成為了人們零距離對話的必須的手段。

　　而且，圍棋很容易傳達給大眾，尤其通過報紙。圍棋和報紙契合度非常好。黑白鮮明的棋譜，很符合報紙的可視化。和照片一樣，棋譜可以讓密密麻麻排版的報紙讀起來賞心悅目。而文人筆調的雋永的觀戰記，不僅講述盤上的故事，也讓讀者們聆聽到盤外棋手群體的喜怒哀樂。挑戰、失敗，再挑戰、成功，這種人的故事始終百聽不厭，是永遠可以扣響人的內在和心靈的神話故事。

　　圍棋的衰退，也是伴著城市化的深化如期到來。首先，城市變得龐大了。九十年代初，城市巨無霸的傾向已經很明顯，正如盧泰愚政府豪言短期供給200萬套居民住宅，巨型城市已露出了初貌。變得臃腫的城市，提高了人與人相見的費用，進而成為了負擔。

　　這時起，人與人相見和對話的途徑開始發生變化，首先棋館和茶屋逐漸消失。適時大眾傳媒發生一場革命，電視和因特網的迅速普及，開始摧毀相見的文化。加上汽車文化的發達，人與人阻隔的更加遙遠了。而人們找到了排解邊緣化情緒的新手段，這雖然會帶來更為深刻的孤立感，人就干脆蟄潛，宅在家里了。圍棋為例，通過圍棋TV看比賽，通過因特網對弈就可以，不必出門。這導致了棋館的進一步衰退。

　　圍棋相見的文化消失，也隔絕了世代間圍棋的交流文化。即學圍棋、教圍棋的方式出現了隔絕現象。當然，也出現過主動改變“教與學”方式的企圖，就是李昌鎬獲得世界冠軍為契機，圍棋學校開始興起，但這種方式無法承載世代間交流和相續的功能。圍棋學校可能是城市化的必然產物，但本身缺乏了人與人相見的目的性。

　　圍棋是通過相見學習。2008年的蓋勒普調查結果表明，人們學棋的途徑，圍棋學校只占幾個百分點，人們主要還是通過身邊的人學棋。隨著圍棋掀起的文化消失，衰退也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