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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錯案的多發，強化公安機關系統內的行政責任，固然必要，而司法究責的常態化，更是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新修訂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規定》3月1日施行。與修訂前相比，新規明確，執法人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錯案，不受執法過錯責任人單位、職務、職級變動或者退休的影響，終身追究責任；如果在執法過程中存在因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刑訊逼供、偽造證據、通風報信、蓄意報復、陷害等故意造成執法過錯等情形，將被從重追究。

　　媒體關注警察執法過錯“終身究責”與“從重追究”，對應的現實是錯案責任追究很難啟動，“嚴厲”追究的個案實不多見。最高法院2月29日發布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書披露，2013年至2015年，最高法監督指導各級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糾正重大刑事冤假錯案23起。這其中，就有轟動全國的內蒙古呼格案、浙江張氏叔侄案、河南李懷亮案等。

　　當然，公安部新規的“從重追究”，并非指向刑事責任的從重。作為行政部門，公安部并無司法解釋權，更不能通過內部規程來修改刑法的相關內容。這里的“從重追究”顯然是指，公安內部問責機制上的“從重”。從性質上看，“警察執法過錯責任”僅僅指向行政責任。

　　作為一個部門規章，“規定”在第二十二條也明確，“追究執法過錯責任，由發生執法過錯的公安機關負責查處”。“上級公安機關發現下級公安機關應當查處而未查處的，應當責成下級公安機關查處；必要時，也可以直接查處”。這表明，在對警察執法過錯的責任追究上，當事單位擁有最大的話語權，上級公安機關可選擇性地介入也以“必要”為前提。

　　這些制度設計，作為公安機關的自我約束，是必要的，但它與外界對警察權監督的期待還有一定空間。每次有轟動性錯案曝光，輿論高呼“究責”，主要訴求不僅在行政責任、黨紀責任，還有司法責任。行政責任只在行政系統內生效，如“警告”“嚴重警告”“通報批評”“降級”等。公安機關依其職權，是無法啟動司法究責的。在偵查權限上，那是檢察機關的職能。在定罪量刑上，那是審判機關的職能。遏制錯案的多發，強化公安機關系統內的行政責任，固然必要，而司法究責的常態化，更是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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