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晉飛在看守所時，為翻案所寫的案件材料，雖已釋放多年，仍未丟棄。

　　“死刑犯”

　　杜強被判死刑后，最怕見到法警入牢提人，總覺得自己也會被提走槍斃。

　　杜強回憶，第一次關于刑事部分的開庭，一個上午就開完了。

　　通過審判書來看，法院對當事人辯解，以及辯護律師的意見沒采納，也沒有描述沒采納的原因。

　　一位南陽中院知情者透露，這個案子主要是前期證據不足，不破案公安局長干不成，法院不敢判無罪，影響結案率，“都是違反破案規律的”。

　　2007年5月，法官在看守所內的操場上，宣讀了一審判決：杜強、李晉飛、向東三人死刑，蔡見順有期徒刑7年。

　　此外，一審法院只認定了檢察院起訴的5起命案中的4起，未被認定的是紅宇廠王菲被害一案。對于為何沒有認定，判決書未做說明。然而在詢問筆錄中，李晉飛“詳細交代”了他和三分廠職工張紅軍一道作案的過程。當地警方核實，張紅軍于2005年7月5日赴日研修(務工)。

　　杜強記得，當時一出操場就看到三副腳鐐擺在地上了，“多條人命，唯一的結果就是死刑。”

　　腳鐐呈“工”字形，只給死刑犯戴的，20多斤重。腳上的鏈條半米長，礦泉水瓶口粗。雙手只能合著，手銬和腳鏈接合處，放入螺帽，被錘扁，緊緊封死。中間插入一根鋼管，兩邊鎖住。

　　冬天睡覺，被窩里冰冷，只能側著睡。小便還算方便，大解時難以擦到屁股。手腳戴刑具的地方，磨出了厚厚一層繭，“針都扎不進去。”

　　他在看守所買了兩本書，《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沒事的時候就翻翻。

　　在上訴書上，杜強用力簽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筆勾的時候，把紙張勾破了。

　　每當午飯看見法警進牢房提人，杜強就覺得渾身發緊，因為他知道可能有人要被槍斃了。

　　他也想過自己會有這么一天，特意留了一雙母親做的新鞋。

　　無聊的時候，他寫打油詩，抒發冤情，貼在墻上，往往被獄友嘲笑。

　　在看守所，沒人相信杜強是無辜的。

　　他和李晉飛都偷偷寫遭遇經過，藏在軍綠色的被套里，這種文書，被管教看到要沒收。杜強寫了3、4遍，15頁紙，讓律師帶回去。李晉飛打了10遍草稿，寫好了14頁，釋放那天才帶了出來。

　　在看守所里，李晉飛經常半夜哭喊，獄友們以此拿他調侃。

　　每進來一個“有文化的人”，向東都會把判決書拿出來，請他們分析，出出主意。

　　在2007年，他們也曾從電視上獲知，國家已經把死刑復核權收回到最高法了，一度燃起一絲希望。

　　在看守所，被羈押者的工作是做冥幣，每天工作7、8個小時，一捆1600張，要做兩捆。

　　“搞不好哪天燒給自己。”李晉飛說，當時就是這樣絕望的想法。

　　“悄悄”釋放

　　杜強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管教吵了起來，“不給理由不回家。”

　　2008年4月，河南省高院對該案進行二審，認定該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了南陽中院一審判決，并發回重審。

　　數月后，南陽市人民檢察院以“事實、證據有變化，需要補充偵查”為由撤回起訴，2010年4月23日，檢方正式撤回起訴，隨后將案件退回南召縣公安局。

　　2011年6月14日，南召縣看守所為李晉飛等人開具了釋放證明。南召縣公安局并在同日辦理了監視居住。

　　至此，他們已被羈押了5年多。

　　杜強不愿意被悄悄放出去，跟看管吵了起來，“不給理由不回家。”

　　在清白與自由之間，他暫時妥協了。

　　杜強說，因為生銹，切割機響了兩個小時，才把刑具打開。切的時候，用水打濕毛巾包在腳踝處，防止火花燒傷皮膚。

　　公安人員將李晉飛、杜強送到了家門口，向東則自己坐班車回到南陽老家。

　　回想釋放當天，李晉飛說，下了車，陽光晃眼，“皮膚白得跟白血病人似的”，他的頭發長而蓬松，看到的鄰居都嚇跑了，“以為槍斃的人回來了。”

　　直到現在，只要提到看守所的遭遇，李晉飛的淚腺自動打開，眼淚不聽使喚流下，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的五個小時里，他的眼淚幾乎沒斷過。他的家人說，他落下了仍然半夜呼喊的病根，每次都把一家人吵醒。

　　有時候律師來家里，李晉飛會不自覺地雙手抱頭蹲在地上。

　　杜強一度想過自殺，他也愛發脾氣了，摔手機。

　　剛回來的時候，杜強每天夜里睡不著，干脆買兩三盒煙，坐在小區的偏僻一隅，一坐就是一夜，父親怕出事，遠遠地守著，父子倆有時對視，也不說話。

　　杜強找過很多工作，第一個工作是做電焊防盜門，干了三天，就被辭退了，最長的工作干了一個月。

　　“人家知道你身份后，不會明說不要你，找各種理由辭退。”向東說，背著這種身份，別人不敢惹。

　　同學聚會，向東婉言拒絕，去了怕難堪。

　　向東是小兒麻痹癥患者，從小走路一跛一瘸，如今，因為在看守所活動有限，他的右腿病情加重，走路身體前后擺動。

　　杜強、向東都離了婚，李晉飛的未婚妻也嫁人了。釋放后，他們的婚事都不順利，杜強和向東“勉強”找到對象，李晉飛至今未婚，“一聽你是殺人犯，就再也不見面。”

　　“疑罪從掛”？

　　他們去找警方要終止偵查決定書，和辦案負責人吵架拍桌子，“這個案子讓我們背一輩子嗎？”

　　2011年12月15日，警方對他們的監視居住自動解除。

　　杜強、李晉飛、向東，以為自己離開了看守所，解除監視居住，行動自由了，就說明是清白的。然而，當他申請國家賠償時處處受阻，才發現“自己說了沒用”。

　　是清白的，還是嫌犯？他們幾個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三人找當年的檢方公訴人，對方讓他們找法院，法院推給公安局。

　　在南召公安局，他們找到當年辦案負責人李瑞剛討要終止偵查決定書，杜強質問“這個案子讓我們背一輩子嗎？”和李瑞剛在辦公室吵架，兩人互相拍桌子。

　　而李瑞剛，已經從刑警大隊長，升為局黨委委員、云陽公安局長了。

　　杜強表示，在2012年，南陽縣公安局局長曾給過他和李晉飛各5萬元，作為生活救濟款，向東則分文未取。

　　為了申請國家賠償，還清白的身份，杜強、李晉飛等人為此找各大國家機關跑了300多次，車票裝了整整一袋。

　　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有關情況，該解釋在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

　　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劉合華表示，最大的亮點就是明確了“疑罪從掛”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這一規定不僅保障了受害人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而且能充分發揮刑事賠償制度的倒逼功能，將有效防止權力的濫用。

　　原先，對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只有決定撤銷案件、不起訴或者判決宣告無罪的才能申請國家賠償，新法則規定，對于“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法定期限屆滿后，辦案機關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也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這樣的案子不應該出現，”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朱明勇律師表示，所謂“疑罪從掛”的都是比較重大的案件，是長期得不到終結結論的調侃式的說法，違背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

　　“這個案子的核心是，公檢法對于疑罪都沒有擔當，不敢做出疑罪從無的處理結果，所以掛起來了，導致當事人的身份存疑。”朱明勇解釋。

　　2016年1月26日，南陽中院官網上掛出了關于杜強等3人申請國家賠償在1月20日獲立案的消息，而一直不愿接受采訪的蔡見順，其國家賠償申請也于1月25日獲立案。

　　南陽中院宣傳處長趙暉表示，雖然立案了，但法院要審查手續是不是合法，還要查看卷宗，主持召開聽證會，決定賠不賠。

　　“即便拿到國家賠償也不高興，買不回六年的時光，挽不回一個家庭。”杜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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