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當前中國經濟的有效供給受到高稅費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兩大供給約束。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的稅費或融資成本，可能就會有大量企業從盈虧平衡線上起死回生。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明年我國有望通過“營改增”、適當減少特定行業企業所得稅、減免收費等舉措為企業帶來數千億的稅費減免利好；同時，我國將通過深化金融改革解除金融抑制，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困境 高供給成本約束中國經濟

　　高稅費成本一直是中國企業在生存過程中不能言說的痛點之一。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據測算，從微觀層面講，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而以我國的政府總收入除以GDP所得到的國家宏觀稅負在2014年達到37%，大致相當于發達國家最高水平，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左右。”

　　在高稅費成本之外，中國高企的融資成本也被不少業內人士視為“不太正常”。滕泰表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由于其缺乏儲蓄和外匯儲備，利率高企不可避免。但是中國的儲蓄率和外匯儲備全球第一，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高利貸和錢荒的現象就不太應該了。他坦言，在市場利率高企的情況下，有些企業由于賺的錢還不夠支付貸款利息，被迫倒閉；而有些企業則是主動放棄主營業務，拿賺的錢去做高利貸生意，進一步助推了利率高企。

　　降息是最為直接的促進融資成本降低的方法。自去年11月開始，央行已經累計降息6次，存款利率下調幅度達1.5%，當前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再創歷史新低。在政策效應之下，貸款利率確實有所下行。截至今年9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70%，比去年12月下降1.08個百分點。不過，從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感受來看，融資成本高的問題仍然沒能根除。

　　此外，企業和政府部門溝通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視。滕泰說，這方面的成本雖然不好量化，但給企業發展帶來了不小的阻力，如果能夠進一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也是在供給側激發企業活力。“為拿審批反復跑路、耽誤時間都是企業成本，這一類成本需要政府改革去解決。政策的不確定性也給企業帶來無形成本。”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表示。

　　總之，高融資成本約束、高稅費成本約束、高行政成本約束，成為束縛中國經濟供給體系的主要因素。專家認為，只要政府下決心改革，減少供給側約束就能夠較快見成效。

　　發力 精準降稅費為企業減負

　　供給側改革的內涵之一是要通過減稅增加要素的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然而專家認為，減稅也不能“大水漫灌”，需要精準定向發揮稅收的調節功能，在稅制改革的基礎上調節稅收結構。

　　近年來，政府通過“營改增”、小微企業稅收減免等政策使得部分行業稅負有所減輕。“營改增”累計減稅逾4800億元，僅在今年上半年，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就共計減稅486.31億元。“但是幾千億的稅收減免和20多萬億的政府總收入相比還是太少，”滕泰認為，“在減少行政性收費方面，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政策，但是往往中央政府決心很大，落地卻有一個過程。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更有效的是減少企業所得稅，直接提高企業利潤、刺激企業投資；減少個人所得稅，直接提高個人消費。”

　　劉尚希則認為，減稅主要應通過“營改增”來實現，消費稅、資源稅等稅種要發揮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調節作用，非但不能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適當提高。

　　“可以考慮對企業所得稅適當做一些調整。減少企業所得稅對僵尸企業、虧損企業沒有影響，但有盈利的企業可以增加盈利水平，處于盈虧邊緣的企業可能產生微利。”劉尚希稱：“不過對企業來說，暫時虧損不一定會倒閉，最關鍵的是現金流，企業的‘三角債’可以把企業拖死。從這個角度講，企業所得稅能解決的問題也很有限。”

　　至于個人所得稅，劉尚希認為由于只有7%、8%的人繳納個稅，減稅也只有極少人受益，因此沒有太大必要。

　　當然，在減稅的同時也需要綜合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劉尚希表示，經濟新常態帶來了財政的新常態，財政收入急劇下滑，減稅的度怎么把握是很重要的。“如果要鼓勵企業投資，減稅的作用不會很大。因為投資有規模要求，不是減稅100塊就能增加100塊投資。要防止減稅沒達到目的，反而使得財政不堪重負，債務大量攀升，加大整個經濟的運行成本。”

　　針對這一觀點，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認為：“表面看，在特定時期內因為減稅導致財政收入減少了，實際上通過減免稅負可以刺激投資，增加稅源，相應的稅收收入也會增加。”

　　除了稅收之外，專家普遍認為還需要進一步清理、減少各類收費。“我國的社保繳費率水平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也是偏高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率是有余地的。”劉尚希稱。

　　根治 優化融資結構是關鍵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降息雖然直接，但并不是化解當下中國融資成本高企難題的根本路徑，最重要的還是要堅定地堅持金融改革的方向，解除金融抑制，推動融資結構優化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以此來降低融資成本。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強調了優化融資結構對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重要性。他表示，從去年開始，央行一直在有意引導資金成本的下行，包括最近也下調了常備借貸便利的利率水平，但是這些舉措都只是降低了銀行資金來源的價格。對于銀行來說，銀行貸款的定價除了參考其獲得資金的成本之外，更為首要的考慮是貸款風險的問題。“在經濟下行周期，優質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而資質一般的企業風險在上升，銀行出于收益覆蓋成本的考慮，必然會對風險高的企業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曾剛坦言。他表示，銀行信貸的本質決定了其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而為了解決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發展非銀行之外的融資渠道，優化融資體系結構，加快其他融資方式的發展，提升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從直接融資方式來看，股權類融資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高，目前，應該鼓勵這一融資的發展；而從除銀行之外的間接融資方式來看，可以發展金融租賃等融資方式。金融租賃和銀行不同，由于其物權在金融租賃公司手中，因此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更強，其一般金融租賃的融資周期也比較長，這兩點都能克服現有銀行融資的缺陷。”曾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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