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體制8年后，老蔣想要尋找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仿佛經歷了一次筋疲力盡的長跑，空落落的，又隱約有一絲興奮。”他這么形容辭職被批準的感受。

　　老蔣并不老，1982年出生的他，剛過而立之年，是某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前途光明。

　　“不過，我還是會回來的。”老蔣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現實：“依法辦案不是水平，把事情擺平才是水平”

　　老蔣叫蔣陽兵，2006年大學歷史專業畢業后，以“全市第一的成績”考進了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用網絡語言說，老蔣就是個“考霸”：2007年，他又以389分的成績通過國家司法考試。2012年7月，通過公開競崗，被任命為行政庭副庭長。

　　“做事有干勁、對自己有要求。”曾經的同事陳鐸(化名)這樣評價老蔣。在他看來，跨專業還能高分通過司法考試，又能在實踐中游刃有余，足以證明老蔣的實力。

　　而他不知道的是，法律，曾是指引少年小蔣的“明燈”。

　　小時候，老蔣家“囊中羞澀”，沒有多少錢買課外書，他就“一讀再讀”學校發的《治安管理法制教育讀本》。這也是老蔣對法律的最初“觸電”。上了大學，這個歷史專業的學生勤工儉學，又幫老師制作了法律課程課件和普法網站。

　　“我喜歡法律，嚴肅、正義。”老蔣還記得自己剛考進法院時的心情，“每天都很開心，覺得審判工作充滿了神圣感，做什么事情都特別有激情。”

　　但當他真正成為一個“主審法官”后，發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特別是在以行政機關為被告的行政審判中，因為牽涉到多方利益，常受制于各方干擾，影響了法官的獨立裁判。”老蔣抱怨。

　　“早幾年，動不動要服務大局，如果地方黨委不滿意，法院的業績就靠邊站，這讓我們法官無所適從。”老蔣告訴記者，基層法官本來就案子多、壓力大，還要承受很多審判職責之外的工作，例如維穩、化解社會矛盾。

　　“一些法官甚至會被政府借調去搞征地拆遷、征收社會撫養費、路橋費。”老蔣說。

　　“我的主管領導就曾在一線參與征地拆遷，我也被叫去參加過征地會議，為政府出謀劃策。”老蔣感嘆道，“有領導對我們說，‘依法辦案不是水平，把事情擺平才是水平’，作為一個法律人，對此很糾結。”

　　“法院有時候也不講法治精神了”

　　讓老蔣還感到糾結的，是“法院有時候也不講法治精神了”。

　　2010年4月，他所在的中級法院搞非業務部門中層干部競爭上崗，要求報名者須工作滿3年。老蔣原以為自己符合條件，結果卻被告知工作時長不包括試用期，他年限不夠，沒有報名資格。

　　“這就是體制，”老蔣嘆道，《勞動法》明明規定，工作時間是從第一天參加工作起算的，不分是否是試用期。

　　“工作多4個月的就一定比少4個月的更能勝任中層干部崗位嗎？”回憶起來，老蔣仍感到啼笑皆非。

　　按照法院規定，任命助理審判員滿3年后，才能提請該市人大常委會任命審判員。于是，從2008年開始，老蔣就一直在等待，最后到2012年4月，才提請該市人大常委會被任命為審判員。

　　“我覺得我一直在等，如同等待戈多。”老蔣自嘲道。

　　2011年春節期間，老蔣寫好了辭職報告和求職簡歷。“但如果以助理審判員的身份離開，怕讓人誤以為自己混不下去。”老蔣決定再等等看。2012年年初，法院展開新一輪競爭上崗，他報名了。半個月的努力后，他被任命為行政審判庭副庭長。

　　“我真的覺得，我要走了。”老蔣不止一次地告訴身邊的人。也有朋友勸他：“法院環境最糟糕的時期你都待過來了，說好的司改就要來了，何不再等兩年？”

　　事實上，一直以來，老蔣真心等待的，就是司法改革。“司改這個小姑娘，早就該走下閣樓了。”他在博客中寫道。

　　2008年，中央政法委頒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主要改革內容包括政法經費保障、司法權力重新配置、規范司法行為、落實寬嚴相濟政策等方面。

　　從那時起，老蔣就對司改充滿期待。

　　今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7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發布。

　　“四五改革綱要都出來了，法院的春天還會遠嗎？”老蔣在微博上問好友劉仕畢。

　　劉仕畢在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同為法官的他，和老蔣在網絡上相識，對司法改革、法治建設等問題的關注，讓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和其他人不同，老劉鼓勵老蔣離開，在這個有著20多年審判經驗的法官看來，當前法院留給年輕人的上升空間還是太窄了。

　　“像一個基層法官，干了一輩子，最后副科、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退休的一大把。職級上不去，相應的待遇、社會評價也上不去，發展空間不大。”劉仕畢告訴記者，“老蔣有膽量，有膽識，他應該出去歷練一番。”

　　就在老蔣辭職被批準1個月后，今年10月，劉仕畢也向省高院提出辭職。

　　“等不到退休了，現在都看得到20年后的自己，沒意思。”劉仕畢說。

　　他在老蔣這條微博下面回復：“從節氣上說，小寒之后有大寒，大寒之后有倒春寒。春天不易來。 ”

　　老蔣沒有受到這位好友“悲觀”情緒的影響，他覺得，“這一次的司改前景大好。”

　　但老蔣還是決定，“不想再等了。”

　　“最精華的青春已經給了法院”，這個32歲的法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的司法狀態，離他理想中的還有距離，改變可能還需要五年、十年。“這段時間，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很短，但是對于個人來說，就是人生的一大截。”

　　老蔣不再捧體制內的“飯碗”，但他也不想“放下筷子罵娘”。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很感激在法院歷練的8年。

　　“很多時候，體制外的人不知道體制內公權力的運行狀態。而法官考慮問題更加周全，辦事會更加嚴謹、理性。特別是在中國的法院做法官，要多角度思考問題。”老蔣說，如果一開始就做律師，看問題或許就沒這么全面。

　　“以前是小法官，現在是小民工”

　　離開法院，老蔣來到深圳，成了某律師集團的一名有待認定的“律師”。

　　“因為剛出來，還沒有申請到律師資格，申請到律師資格，可能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對于這一次的等待，老蔣很平靜。他在距離事務所15分鐘腳程的地方租了一間房，每天徒步上下班。

　　“以前我是小法官，現在就是小民工了。”老蔣自嘲道。

　　按照相關規定，法官轉行做律師的，兩年內不能出庭，且終生不得在原任職法院打官司。老蔣準備頭兩年在律師集團，以顧問的身份提供一些服務。

　　“這只是一個過程，必須要經歷的，正好我可以用這一年的時間沉靜下來，學點自己想學的東西，看點自己想看的書。”老蔣說。

　　來深圳時，老蔣的行李很簡單，除了證件和幾件衣物，還有兩本最近正在看的書：賀衛方的《逍遙法外》和鐘殿舟的《互聯網思維》。“一本跟法治精神有關系，一本跟最新的社會形態有關，這對自己思考問題的視野有改進作用。”

　　在微博上，老蔣時常和學者、律師探討眼下的法律爭議和社會熱點問題。他心中一直有個“法律共同體”的夢想。在他看來，過去幾年，由于立場、工作性質的不同，庭審時，司法人員、律師之間頻發沖突，這并不正常。

　　“其實，這幾個群體之間應該良性互動，否則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說各的，難以形成真正的法治社會。”老蔣認為，法律共同體的形成，也是法治社會的前提。

　　這位曾經的法官，也不認為自己已經和體制勢成水火。“做律師能豐富我的職業體驗，使業務能力、理論水平、綜合素養有更高的提升。”老蔣說，如果環境允許，他還要“殺”回去，做個更好的法官、檢察官。

　　“希望這次的等待不要太久。希望那時，行政的已歸行政，法律的已歸法律。”老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