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歲的山東婦女張歡還記得自己5年前拿起一瓶氧化樂果的情景。“我不知道怎么就去拿了那瓶農藥。”這個靠種地和撿拾煤塊為生的女人說，“當時一定是瘋了，我走過去，喝了一口，然后就失去了知覺。”

　　面對著經濟負擔、疾病困擾、以及社會壓力，張歡選擇了自殺以求解脫。她只是做了許多農村婦女在她之前已做過的事情。

　　新聞中能檢索到的，還有上周發生在福建省漳浦舊鎮林美村的一樁悲劇。35歲的年輕母親陳英，在殺死年僅5歲和9歲的兩個小女兒后，上吊自殺。陳英自殺的前一天，湖北松滋市紅花村薛萍，因為家庭矛盾用斧頭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殺。

　　與此同時，城市中和“自殺”有關的新聞也并不少見：官員、商人、媒體從業者、以及老人……“自殺”二字頻頻見諸報端。

　　可是，英國著名雜志《經濟學人》最近刊文披露，近年來，“中國自殺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而支持這個論斷的證據，來自香港大學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

　　香港大學這份最新的研究報告稱，在2002至2011年間，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到了每10萬人9.8例，降幅達到58%。其中最大的轉變在于35歲以下的農村女性，自殺率減少了90%。

　　“其實我對這個結論感到很意外。” 該研究報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主任葉兆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歷史上還從未有哪個國家的自殺率出現過如此迅速的下降。”

　　“詭異”的現象

　　在企圖自殺前的日子里，張歡越來越郁悶。乙肝使她幾乎與世隔絕。想給孩子蓋房，經濟卻十分拮據，再加上與鄰居發生宅基地糾紛，加重了她的焦慮。在一次晚飯散步后，她決定自殺。

　　那一年，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一份數據稱：在中國，自殺已成為第五大死因，且居年輕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國一個特別突出的、和別國不同的現象是，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這是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報告《婦女和健康：當今的證據，未來的議程》一文強調指出的。

　　根據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的數據，1995至1999年間，15歲到34歲的中國女性公民中，每10萬人里年均約有37.8名女性自殺，而其中來自農村者占比高達93%。

　　曾擔任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執行主任、關注中國自殺問題長達20多年的加拿大籍博士費立鵬研究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左右”。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景軍也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稱，“從1987到1997年，農村女性自殺率曾明顯高于農村男性自殺率” 。

　　因此，不難理解國內不少學者和媒體人對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吃驚不已。

　　這份題為《中國自殺率報告：2002~2011》的論文稱，1995年至1999年，15歲至34歲的中國女性公民之中，每10萬人里年均約有35.2名農村女性自殺。而2011年，這一數字減少為每10萬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過了90%。該報告發表于德國《社會精神病學與精神流行病學》雜志。

　　其實，這個看似“夸張”的結論并不孤立。根據景軍團隊的統計，1998年之后，農村女性自殺率明顯高于農村男性的現象得到扭轉，至2010年，農村女性的自殺率已經較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學另一個2012年發表的有關自殺的研究項目，對山東省近20年間的自殺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35歲以下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了95%，全部農村女性的自殺率也下降了68%。

　　同年，整個國家的自殺率也在下降，《經濟學人》援引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稱，2012年中國每10萬人自殺6.9例。

　　葉兆輝將之稱為“詭異的現象”。他向記者特別強調，出現這一變化的前提是，中國未曾為降低自殺率而推進心理健康服務，也并未動用官方手段對避免自殺進行大規模宣傳干預。“這種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衛生科學的醫生、設施等增加的基礎上的。”景軍也強調說。

　　這讓從事自殺干預研究幾十年的葉兆輝有些困惑：依照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干的流行理論，城市化、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發展將導致社會成員相互疏遠和更高的自殺率。

　　一些數據也表明這個理論在更富有的發達國家成立。比如，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殺率從每10萬人11.6例增長到了14例。而中國恰恰相反，并且中國周邊的富裕國家明顯存在更高的自殺率。

　　農村女性的“貢獻”

　　中國自殺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貢獻來自農村年輕婦女自殺率的降低。報告稱，農村自殺率的下降影響到全國自殺率的下降；同時，農村自殺率的下降受到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的左右。

　　“這也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帶來的益處。”葉兆輝表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村婦女自殺的可能。”

　　針對農村女性自殺率下降的原因，該報告著重分析了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即我國境內大批農民離開鄉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廣泛參與。

　　1987年，中國農村外出務工者共1050萬人，而到了2008年，農村外出勞動力達1.4億。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結果顯示，女性在2006年的農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經占到36%，其中年輕女性占絕大多數。

　　葉兆輝指出，人口遷移幫助農村女性遠離了農村最簡單的自殺方式：喝農藥。據稱，“中國農村75%的農藥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為了自殺去買的，如發生和配偶吵架之事，農村婦女到家里拿農藥就喝了，根本沒有思考，其中62%的人搶救失敗”。

　　張歡就是在家里樓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標著氧化樂果的液體農藥的。這是她丈夫買來為棉花除蟲的，在她企圖自殺時，雖然家里已不種棉花，但還留著它。

　　氧化樂果是一種有機磷農藥，不少人選擇用類似農藥來自殺。《世界衛生組織簡報》2009年10月號刊登了一項調查有機磷農藥與自殺意念關系的研究報告稱，使用有機磷的地區自殺率較高，慢性有機磷中毒可能會導致抑郁癥和焦慮癥，進而導致與這些精神疾病相關的死亡。

　　該簡報發布的前一年，世界衛生組織還發表了一份題為《急性農藥中毒臨床處理》的文件，宣傳對象以決策者為主。

　　“農藥的毒性下降也對降低自殺率有所貢獻。”葉兆輝嚴肅地說。

　　這一問題早此年已被關注。甚至有不少精神衛生學者呼吁對農藥進行稀釋。“這也是農藥毒性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景軍介紹說。

　　但他更為強調的是“離開”。對于許多出身農村的年輕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可能面臨種種的壓力和困難，但即使這樣，也比她們留在農村要好。

　　景軍認為，個人的抗爭是中國農村女青年自殺率高的最佳解釋。這種抗爭往往發生于家庭內部，同婦女地位、婚姻關系、婆媳關系、財產分配、育兒養老等問題交織。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殺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狀態和最近一個月內的重大生活事件與自殺致死的結果有著密切的聯系。

　　以家庭暴力為例。一項有關家庭暴力的調查顯示，在問卷所給出的4種選擇中，47%的人選擇了“丟臉”；38.2%的人選擇了“無所謂”；12.7%的人有自殺的念頭；9.8%的人內心有恐懼感。還有的婦女什么也沒有選，而是寫上“不能忍受”、“想離婚”等。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家暴在鄉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覺和被寬容。

　　報告認為，農村女性的遷移，使得她們在一年內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離開了既往的來自農村的普遍家庭糾紛，告別父母的壓力，以及其他貧苦鄉村里的生活壓力，也包括遠離農藥。

　　據稱，西方發達國家自殺與自殺未遂者90%都患有精神障礙，而我國因精神障礙而自殺的只占63%。通過對自殺未遂者的調查發現，很多人其實并不想死，只是一時沖動。如果遠離農村的處境，或者農藥當初并未存放在家中，有不少悲劇可以避免。

　　新的憂慮

　　葉兆輝提醒，農村女性自殺率降低值得高興，但這并不是中國自殺率變化的全貌。報告指出，推動中國自殺率下降的因素，尤其是人口的遷徙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越來越沒有影響力。

　　大多數憂慮指向老年人的自殺率居高不下。如今，老年人口在中國人口中增長最快，每10萬65歲到69歲的城市老年人中有9.9人自殺，每10萬70歲到74歲的農村老年人中有41.7人自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老人自殺率在過去10年的頭5年總體下降，城市比鄉村下降更快，但是這個比率從2008年開始保持不變甚至回升。

　　根據2005年發表在中國《臨床精神醫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員在調查了全國23個疾病監測點的數據以后，發現55歲以上人口的自殺死亡案例中，59.2%與患急重病或受傷相關，34.5%與經濟困難有關。

　　“隨著國家的老齡化和經濟的發展，中國可能觸及危險的轉折點。”《經濟學人》雜志評價道。

　　“其實就是稍微有一點干預，就可以讓自殺率明顯下降。” 景軍指出，自殺干預可以有效降低自殺人數，“自殺預防不是很奇妙的事情，要有人關心有人干預。”

　　他舉例說，德國一座大橋是自殺者的常去之地，后來護欄從齊腰高，增加到齊眉高，該地自殺率大減。

　　早些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精神衛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員，被派往西北幾個自殺率很高的村子，他的出現使得幾個村子的自殺率降到幾近為零。“你是中央派來的，我們再自殺就是丟地方的臉。”村民常這么對他說。

　　然而，當記者撥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個城市的自殺干預熱線電話后發現，不少已經變成空號。杭州一家當地媒體報道稱，自殺干預熱線開通9年卻陷尷尬：心理問題越來越多，打熱線的人卻越來越少，其中健康咨詢類占了33%之多。記者撥打了深圳市自殺干預熱線，電話那頭一個甜美的女聲表示，很少有農村女性來做心理咨詢。

　　幸運的是，張歡在喝下農藥后，沒有成為那62%的搶救失敗者。她立即被發現并送往醫院，活了下來。至于未來是否還會有自殺的念頭，她不假思索地否定說：“太貴了。”這個黑瘦的農村婦女表示，“上次住院和急診就花了13900元。”

　　她搖著頭拿出一包收據：“如果你是企圖自殺，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一分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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