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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大關縣某官員強奸4歲幼女一案受到了全國輿論的關注。關注的理由，既緣于受害人的命運喚起了公眾深切同情，也因為本案中出現的“特殊犯罪主體”，同時又與案件審理的一波三折不無關系。

　　據媒體報道，一審在被告人未作任何賠償的情況下判處被告人五年徒刑，檢察院在公眾的熱議聲中提起了抗訴。而今再審開庭在即，受害幼女的家庭卻面臨著一個痛苦而又艱難的選擇：接受經法院調解的15萬元賠償，這個數額不僅遠遠低于他們的預期和訴求，而且接受這筆賠償可能影響到被告人刑事部分的量刑；拒絕接受，將自己承擔孩子今后的心理治療費、搬家費等，因為法院再審判決中他們也許仍然拿不到絲毫賠償。受害者的家長最終無奈選擇了前者。

　　不論是誰做出這一選擇都無可非議，讓人困惑的是作為受到巨大傷害的受害者家庭，為什么必須面對這樣的選擇？接受一筆聊勝于無的賠償，就極有可能使罪犯得以輕判，這不是等于“花錢買刑”？難怪受害者家庭無奈接受15萬元賠償的消息剛一披露，就引來了很大的爭議。

　　任何案件都不能越過法律的規(guī)制，具體到本案，憤怒也好質疑也罷，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的相關規(guī)定之中。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洪道德稱：“在刑事案件中，要獲得精神損害方面的賠償有三個途徑：私下賠償、法院調解、另外提起民事訴訟。通常是采用前兩種途徑，通過被告人積極賠償進而獲得受害人諒解，可以作為悔罪表現，作為酌定的從輕情節(jié)。”

　　現在可以看到，被告人所給予的賠償之所以大大低于受害者家庭的預期，是因為其中精神損害賠償未能計算在內。雖然在民事訴訟領域，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納入民法的調整范圍，被害人在自己的權利遭受損害時，有權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但當被告人的侵權行為涉嫌犯罪時，被害人因該侵權行為遭受的精神損害卻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濟。盡管受害人可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形式提出賠償要求，然而根據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附帶民事案件的賠償范圍是物質損失，精神損失并不在其中。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排斥精神損害賠償，其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不利于撫慰受害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充分打擊犯罪，正是由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禁止提出精神損害賠償，很大一部分受害人寧愿私了。當犯罪行為給受害人造成巨大傷害之后，受害人得到補償似乎并非天經地義，反而像是雙方達成了諒解，并由此使被告人獲得輕判理由，這種現象被質疑為“花錢買刑”，豈不是勢所必然？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應該支持精神損害賠償，法學界人士對此不乏類似建言。尷尬案件的接連出現，是否可以促使法律的加速完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