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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北京市發布高考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見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英語分值從150分降到100分，而語文相應地從150分提高到180分。

　　這一降一升，意義重大。高考之于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現在這個指揮棒明確了這樣的信號：英語的重要性不如漢語，差距有80分之大。此舉大快人心，勢必將把全民學英語的熱度降低，從而抬升中文的地位。

　　往更深層次看，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這么多年，硬實力逐漸在軟領域加大影響，彰顯出我們的語言自信、文化自信。

　　猶記得上海世博會期間，在太平洋聯合館里，一名中學女生接受采訪時說：“剛才看到引導員在給人畫海豚，dolphin。”當時筆者心里一抽：這可是中國的中央電視臺在采訪一個中國學生，而節目也是放給中國人看的。可這名學生卻在一句中文之后非常自然地添上個英文單詞，這太可怕了。

　　她就像千千萬萬的同齡人一樣，在學校、在家里想必也曾狂背英語。我們上學時候也經常捂著耳朵大聲背：爸爸father，媽媽mother，兄弟brother……

　　在中國，英語的學習和考試非常普遍。幼兒園要雙語教學，中小學必須開設英語課程，到了大學，更是英語四級不過不給畢業證。好不容易參加工作了，評職稱也要考英語，而其實你的工作可能跟洋人完全無關。

　　我們走了很遠，卻忘了當時為什么出發。剛改革開放時，我們要發展經濟，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理念，要和外國人做生意。如果說，學英語是為了更好地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那是必須也應該。即便現在，英語作為重要的交流工具，在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當下，也是十分必要的。

　　但異化之處就在于，中國人學英語，大部分是白學，靠英語謀個好出身而已，不過是塊敲門磚，而非用于日常交流。學卻不為了用，那這知識就好像屠龍技，華而不實。造就大量啞巴英語現象事小，讓人潛移默化中變得崇洋媚外，進而對母語喪失信心，可就嚴重了。

　　比如，在寫字樓工作的，叫人都只叫英文名；當藝人，一接受采訪就要蹦出個把英文單詞，才顯得自己“高端大氣有內涵”；更遑論制度設計、經濟管理中言必稱希臘。

　　相比之下，語文雖然也是從小就學，可受重視程度遠比不上英語。在扭曲的社會氛圍中，語文學習變得不明所以，甚至在工作之后，把漢字寫正確都可能成問題。

　　這是不平衡的國際經濟秩序在文化領域、語言領域的投射。在全球分工中，中國經濟曾經仰人鼻息，承擔全球加工廠的任務，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既然供給要看需求的臉色，那么語言也要以人家的為鵠的。

　　不過，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狀態。中國經濟的體量與質量不斷上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不斷上移，而中國人看西方也從仰視漸漸變為平視。

　　與之對應，母語的主體地位得到彰顯。以前覺得不說英語不洋氣，現在就算和外國人交流，我們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問一句：你會說中文嗎？自信心油然而生。在這個大背景下，高考英語和語文分值出現相反的調整，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