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坐牢十年的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得到了無罪判決書。新疆石河子市的退休檢察官張飚在接受柴靜采訪時，回憶張氏叔侄釋放后聯(lián)系他的情景。剛剛說出一句，張飚就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張高平和張輝一生都不會忘掉“張飚”這個名字，可是對于讀者和觀眾而言，這個名字卻難免變得陌生。

　　六個月多過去了。六個月前，在張飚的推動下，張氏叔侄沉冤終于得雪。記者柴靜在博客里寫道：“張飚檢察官，是這期節(jié)目采訪中唯一向張高平道歉的人?！?/p>

　　六個月里發(fā)生了很多事。對張氏叔侄影響最大的就是在5月17日，浙江省高院作出了國家賠償決定，兩人共計約221萬元。

　　在因為卷入強奸殺人案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3596天里，張高平一直在堅持兩件事：一是不接受自己是在被“改造”的說法，甚至因為干活多而登上“光榮榜”后，他要求把自己從上面拿掉，因為只有“改造積極”的人才會上光榮榜；一是堅持伸冤。

　　張飚檢察官說，張高平在敘述自己冤情時即使痛哭流涕，也會在最后表達相信法律的決心。張高平說：“沒有堅持到最后，你怎么知道天下都是壞法官、壞檢察官呢？”

　　去年，十八大強調(diào)了“憲法法律至上”的理念；今年年初，新刑訴法實施。法學界將張氏叔侄冤案視為具有風向標意義的案例，因為在這起案件的重審中啟動了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這讓早在1996年就被寫入刑訴法的“疑罪從無”有了更實際的意義。

　　張高平、張輝的堅持為他們贏得了正義，但是另一點是需要我們知道的，無論是無罪釋放，還是緊隨而來的國家賠償，這些都不是這起冤案中的全部正義。國家向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支付國家賠償，彌補的是在制度犯錯的情況下對個體的虧欠；嚴查錯案的來龍去脈、對責任人追責，才是反省錯誤、彌補漏洞的必然選擇。

　　遺憾的是，從3月份至今，追責的進度一直溫溫吞吞。4月9日，來自中新網(wǎng)的消息稱，浙江政法委已經(jīng)介入張氏叔侄錯案，包括主要偵辦此案的“女神探”聶海芬在內(nèi)的相關(guān)人員將面臨調(diào)查。一個月后，媒體指出，在杭州的公安系統(tǒng)，不少人對聶海芬抱以同情和肯定態(tài)度，并且“她現(xiàn)在的職務還是大隊長，依然在一線工作”。此后，聶海芬的消息再沒有出現(xiàn)在媒體上。

　　這樣進入到死胡同的處理結(jié)果顯然不是社會所需要的。

　　張高平的代理律師曾經(jīng)表示，聶海芬是案件的指導者，并沒有參加一線的審問。但這并不代表聶海芬不必對此次事件負責。尤其是在此次事件中，重要的證據(jù)鏈條是通過“牢頭獄霸”袁連芳向張氏叔侄逼供、誘供的方式補完的。

　　且不說動用這樣的違規(guī)取證手法，身為“指導者”的聶海芬是否知情，讓人氣憤的是，拿著這樣的脆弱證據(jù)，聶海芬還能夠在早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把張氏叔侄案辦得“無懈可擊”，這是在挑戰(zhàn)社會正義的底線。

　　誠然，聶海芬不是唯一對這起冤案負責的人，但是聶海芬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所有公眾都知道應該對這起冤案負有責任的人。也許在聶海芬進入警界的27年里，曾經(jīng)做出過許許多多杰出的貢獻，守護的杭州市的社會治安，但是功過不能相抵，尤其是在這樣法律是非的分界線上。如果冤案往往止于賠償就好了，等于是納稅人在為辦案中的違規(guī)者們“買罪”，這樣權(quán)責不對等的制度對“聶海芬”們沒有約束力。

　　今年4月25日，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在廣州召開的刑事審判工作調(diào)研座談會上發(fā)表講話《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這一講話一度被媒體和法學界視為中國的“政法好聲音”。

　　在這次講話中，有兩句話讓人印象深刻：“要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來防范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現(xiàn)在制度規(guī)定應當說比較完善了，關(guān)鍵看我們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堅持原則。”

　　半年過去了，我們在今天再次提起這樁錯判了兩個無辜公民的懸案，因為它關(guān)乎著我們“敢不敢堅持原則”。(央視網(wǎng)記者劉浩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