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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繼續追問的是，是誰造成了這種輕刑化的結果？是司法機關的“官官相護”還是審判規則本身存在缺憾？

　　近日，云南省大關縣的一樁強奸幼女案引人關注。被告人為政府官員，受害人為4歲幼女，將法院5年有期徒刑的一審判決置于被質疑的漩渦。這樣的量刑結果，是否有失司法公允？

　　官員強奸幼女，原本就是極度觸痛社會輿論的惡性犯罪，而司法結果上的輕刑化傾向，更是引發公眾的諸多擔憂與猜忌。但對于司法問題的評判，首先需要回歸到法律理性上來，按照法治的邏輯予以省思。

　　根據刑法規定，強奸罪一般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從報道看，本案對于犯罪事實似無疑義，焦點在于法院的量刑是否失衡。量刑往往被視為法官裁量的范圍，在法定的刑罰幅度內，法官按照量刑情節予以決定。量刑情節又分為法定情節與酌定情節，前者有法律的明文規定，故而優于酌定情節。從刑法對強奸罪的規定看，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乃是法定應當從重的量刑情節；而犯罪人犯罪后的態度，則是常見的酌定情節。

　　本案中，法院判決的理由是，被告人“歸案后能主動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但這并非法定應當或可以從輕的量刑情節，至多只能算是酌定參考的情節。報道顯示，被告人沒有向被害人家屬道歉，并未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讓其認罪態度打上折扣。而且，受害人的年齡只有4歲，由此可推斷犯罪的危害性更大。但我們從中只看到判決對酌定可以從輕情節的考量，似乎并未體現法定應當從重的情節。所以單純從結果看，5年徒刑處于3至10年法定刑期中接近最輕的位置，難免讓人感到有輕刑化的嫌疑。

　　有必要繼續追問的是，是誰造成了這種輕刑化的結果？是司法機關的“官官相護”還是審判規則本身存在缺憾？由于缺乏明顯的證據，我們不能帶著偏見對司法機關進行無端猜忌；不過從規則本身分析，本案量刑結果依據來自最高院2010年出臺的量刑指導意見，其中規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一人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這一規定忽視了奸淫幼女是強奸罪從重情節，進而帶來強奸幼女的量刑與強奸一般婦女相差無幾的結果，從重的情節無從體現，造成量刑失衡。

　　有意思的是，最高院2009年試點的量刑指導意見中，則規定以法定刑中段略下為量刑基準，并明確強奸婦女1人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五年，奸淫13至14周歲幼女的重處20%，被害人年齡每減少兩歲重處5%。我們不知道后來的意見為何改變了這種量刑基準的規定，但從量刑的公允與正義而言，2009年的思路似乎更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