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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犯罪，人們往往認為是那些圖財害命、害人害社會或者為了獲取不當利益而坑害他人權益的勾當。但事實并非如此，實現自己正當權益、也不危害他人的行為照樣會構成犯罪。據報道，為了讓兒子能在北京讀上公立小學，山東籍的曹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奔波三個月，在京借讀證明仍然沒辦下來。眼看還有半個月小學就要開學了，焦急的曹女士想到了假章假證。8月9日，正在買假章的曹女士被警方當場抓獲，后以涉嫌“偽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被刑事拘留，警方稱將提請批捕。

　　應當說，無論什么情況下都不應犯法，但在不犯法兒子就沒法上學的情況下，曹女士的做法雖然讓人感到有點玩笑成分，但更讓人感到的是母愛的關切，而不是應受懲罰的邪惡，也就無法讓人發出正常的道義譴責。由于曹女士一家已經在京六七年甚至她的兒子都出生在北京，到了上學年齡卻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樣正常上學，因而即便譴責的話，人的天然感情也是譴責這種關于其兒子上學的苛刻條件。

　　從報道看，曹女士夫婦好不容易辦齊了“五證”卻開不出借讀證明，是因為“當地沒有監護條件證明”是手寫的，不是打印件。盡管回龍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事后解釋，手寫證明加蓋了鄉鎮政府公章的話也收，從而從報道上看不出不給出具借讀證明是否因為手寫證明的緣故。但讓人禁不住疑問的是，“五證”之一的“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有必要嗎？教育撫養子女是父母的法定義務，子女隨父母生活學習也是天然的道理，難道說孩子的祖父母有監護能力的話，孩子就只能隨祖父母生活而不能隨父母生活了嗎？要求辦這種證明顯然是無理的。

　　對非京籍子女教育權利的不合理限制當然不止于此。曹女士即將上初三的女兒就因為不能上公立學校的緣故，一年花一萬多元錢上私立學校而且畢業后只能上職高。這使本就經濟困難的家庭雪上加霜不說，更因為女兒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樣上高中、讀大學，致使其從人生的起點上就失去了機會，即使自己再努力也無法像別的孩子那樣去追求美好的中國夢。有了女兒的前車之鑒，曹女士想必也決不會再讓兒子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了。

　　盡管曹女士的行為已經觸犯法律，但無可否認的是，她所做的不過是為讓兒子享受正常的教育權利。為實現正常權利，卻構成犯罪，問題也就超越了曹女士的做法是否正當的問題，不禁使人反思起把曹女士逼上犯罪道路的社會環境。鄧小平同志總結“文化大革命”教訓時曾講過，“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在這件事上自然讓人想起此話，也就難免進而認識到，不是曹女士的個人惡性原因，而是妨害她兒子正常入學的不合理規定，才是真正的罪惡之源。要減少犯罪，特別是不讓人同情犯罪而是正常地譴責犯罪，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合理規定。

　　不合理的制度規定固然需要改進，包括北京市在內的各地都應當按照中央要求采取合理措施，切實保證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權利。但另據報道，北京適齡學齡兒童的信息采集工作5月31日就已結束，小學招生工作6月中旬便已展開，目前也早已結束。這意味著，即使曹女士私買公章后順利造假成功，能在8月份辦好借讀證明，她兒子今年也已失去讀公立小學的機會。

　　這除了涉及應否對沒按時報名的孩子提供救濟渠道、以不因為一時耽誤報名而耽誤孩子一年甚至一輩子外，無疑讓人想到了多年來一直建設的服務型政府問題。畢竟，為人民服務并不是喊在嘴上的，而是必須在現實生活中有切實表現和合理周到的方法。曹女士夫婦整日為生活掙扎，怎么會知道何時辦理孩子上學的事？如果街道辦事處和其他有關服務部門，能夠走出衙門，主動走到他們中間特別是能夠上門了解他們的疾苦，主動告訴他們何時及如何辦理有關手續，還會發生曹女士為兒子上學而觸犯法律的事嗎？最起碼不會在明知犯法無用的情況下再犯法吧？在此角度上，不能不說曹女士之所以走上犯法之路，與政府服務缺位有關。

　　為吸取本是好人的曹女士的犯法教訓，防止更多的好人走上犯法之路，不能不進行多方面的反思，更要妥善解決各種不合理問題。(作者系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人民法院審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