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是只有男生能干的活，憑什么不招女生？”這個問題，曾讓成千上萬的求職女青年投訴無門，只能“望offer興嘆”。

　　近日，華南師范大學的大四女生溫語軒（化名）卻收獲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用人單位向她公開道歉、賠償，讓她感到“揚眉吐氣”。學者評價，這是全國首例成功獲賠的同類案件，“對于糾正招聘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具有積極意義”。

　　與眾不同的是，她沒有告到法院。她究竟是如何成功維權的？

　　歧視面前：“沉默的大多數”

　　今年的大學生就業形勢，依然不樂觀。

　　去年10月，溫語軒在“智聯招聘”上發現了“廣州寶勒商貿有限公司銷售職位”的招聘廣告。她正興奮地發現職務對口，卻看到招聘廣告中赫然寫著“只招男性”。

　　“但銷售人員，并不是只能男性擔任的工種。我在大學時也有兼職銷售的工作經歷，專業也適合，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勝任這份工作。”溫語軒還是投遞了自己的簡歷。

　　等了幾天，企業的回復始終沒有來。于是她撥通了該公司人事部的電話，雖然一再向對方解釋，對方仍然沒有更多的理由，只是一句：“本公司的銷售職位只招男生。”

　　“這樣的遭遇不光是我，我身邊的很多同學都經歷過。為什么只因為我是女生，就要被拒絕？”溫語軒的問題，沒有得到用人單位的解答。

　　她們的遭遇并不是個別案例。

　　不久前，廣州、北京、南京等8個城市的女大學生，向各地人社局、工商局集中舉報了267家在“智聯招聘”中發布“招聘僅限男性”這類性別歧視招聘信息的企業。同時，她們集體向北京市朝陽區人社局重點舉報職業中介機構“智聯招聘”長期大量發布歧視性招聘信息。

　　但這樣的維權行動卻不多見。

　　“2012年以前，很少有受害女性愿意站出來起訴涉嫌性別歧視的用人單位。”長期從事公益維權的黃溢智律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受害群體的沉默，很難制約就業性別歧視。”

為何大多數受害者選擇沉默？

　　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負責人柯倩婷教授認為，是“維權成本高，多數被歧視女性收入微薄”限制了她們參與維權。“打一場官司，需要耗費許多時間、精力、金錢。到最后不僅很難勝訴，找工作、正常生活都被耽誤了。”

　　與此同時，尋找工作的青年群體仍在膨脹。

　　1月2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公布，2013年高校畢業生達到699萬人，比去年又有新的增加。“再加上往屆已經畢業沒有就業的人員，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會進一步加大。”

　　就業性別歧視“維權難”，不找法院找哪里？

　　溫語軒最終做了一個決定。

　　“這是關系到我們切身利益的事，可是大多數人都選擇沉默，情況就不會變。我必須站出來維權。”

　　但她馬上面臨了一個巨大障礙。她找到了廣東律師龐琨，但律師坦率地告訴她：“我們也代理過這類案件，想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但法院都沒有立案。法院基本不支持對用人單位在招聘時的性別歧視判決賠償損失。”

　　這又是為什么？

　　我國多部法律均明文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第23條、《勞動法》第13條都明文規定，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用人單位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

　　但截至目前的現實是，就業性別歧視引發的糾紛“很難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各地女性起訴用人單位歧視的案件即使能夠成功立案，卻總是最終落得敗訴。”柯倩婷說。

　　雖有法律保障，為何就業性別歧視仍得不到懲罰？

　　在柯倩婷看來，就業性別歧視“司法維權難”的根本原因，在于現有法律規定過于寬泛，對司法實踐的指導不夠。“缺乏實施細則，沒有可操作性。”

　　她舉了一個具體實例。當法官問女大學生：“‘不招女生’究竟給你造成了多少身體傷害、實際物質損失？”女大學生往往答不上來，因為她從一開始就失去了“機會”。

　　“司法實踐里，多是以被歧視者損失的程度作為是否立案及判決的標準，但損失程度究竟為何，很難量化。”她說，這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

　　但溫語軒越過了艱難的“走司法程序”，找到了一條新路徑。

　　2012年11月6日，溫語軒來到廣州市越秀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向他們投訴了企業的性別歧視行為。

　　接到投訴后，廣州市越秀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監察大隊展開了調查。了解事實后，勞監隊介入了投訴案件。

　　“這次我們改向行政機構投訴，一來是考慮到這一問題在司法實踐上仍是空白，通過行政手段或許可以更好地解決；第二，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在中國較為普遍，法官卻很少對相關案件立案、判決。我認為需要對他們進行倡導，借助行政力量就是一個好辦法。”龐琨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經過71天的“拉鋸戰”，2013年1月15日，在越秀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勞動監察大隊的調解下，廣州寶勒商貿有限公司和溫語軒達成了最終協議。

　　處理結果是：“廣州寶勒商貿有限公司就招聘過程中存在性別歧視問題，在其公司和智聯招聘網上向溫語軒刊登道歉信。支付溫語軒在投訴過程中所花費用共600元，并賠償精神損失費1元。”

　　“個人的一小步，就業歧視維權的一大步”

　　這樣的賠償是否恰當？

　　“目前的現實是，相關機構對涉嫌性別歧視的用人單位處罰力度過低。罰款多的兩三萬，少的話兩三千。對于用人單位幾乎沒有威懾力。”黃溢智告訴記者。

　　他介紹，原人事部和國家工商總局的《人才市場管理規定》中明確，對就業歧視可以進行處罰，但在各地的《人才市場管理細則》中就沒有制定處罰的標準。“具體落實上，還需要各地各部門出臺相關政策性文件。”

　　在他看來，行政機構的作用不應僅限于“仲裁與協調”，還可以增加對涉嫌歧視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提高威懾力”。

　　溫語軒的成功，被視為“個人的一小步，就業歧視維權的一大步”。

　　黃溢智認為，這證明了一條新路徑的可行性。“在司法實踐不成熟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勞動部門監管就業歧視。”

　　實際上，《再就業促進法》中有相關規定，勞動就業部門對就業歧視問題負有監管職責。“但目前相關細則不夠明確，各地也未運用。長期以來，行政部門對就業歧視的監督，很大程度上成為空白地帶。”

　　同時，各地行政部門的表態也千差萬別。

　　他舉例，2012年也有北京的女大學生向勞動部門投訴，舉報就業性別歧視的招聘廣告。但是工作人員最后回復說是“工作疏忽”，僅采取了“刪除招聘廣告”的解決方式。而這次，廣東給了被歧視女生“一個合理的答復”。

　　他認為，各地行政部門對此類事件態度不一，最主要還是法律規定的實施細則仍不完善。“怎么處理、處罰標準都未明確，行政機構執行起來，也就有了差異。現階段，我們也不能說處理不合法。”

　　黃溢智認為，行政機關作為的意義不僅在于這601元錢，還能激勵更多當事人“站出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目前站出來維權的人還不多，有人歸咎于受害女生不夠勇敢之類的。但我認為，是因為缺乏有力的制度來引領她們站出來。不能再是‘我投訴了，你不管’，或者‘你表面上管了，但沒有賠償’。”

　　黃溢智還呼吁，行政機關需要建立、完善就業歧視的投訴制度，“鼓勵當事人遇到歧視多舉報”。

　　在采訪中，學者專家均坦承，要改變我國用人單位“男性優先”的慣性思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企業在招聘過程中，往往受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影響，狹隘地認為，一些工作只適合男性。他們對人才市場的認識滯后，未能突破‘男性優先’的選才思維，這也限制了他們的人才選用。”柯倩婷說。

　　她指出，自上而下的途徑，是通過細化法律法規。自下而上的途徑，就是“通過民間公益組織的倡導，讓更多的受害女性樹立維權意識，并幫助她們利用法律武器維權”。

　　“維權案例的增加，反過來亦會推進司法實踐的進步。現有法律法規的缺陷，只能在司法實踐面前完全暴露出來。否則，細化相關法律法規，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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