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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實體經濟

　　戰略意義何在

　　只有實體經濟發展了，經濟增長才能平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

　　“只有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經濟增長才能平穩。”巴曙松說，實體經濟的投資主體是基礎設施、房地產、制造業。房地產調控后持續回落，基礎設施也不可能再大規模擴張，因此就是要扶持制造業發展，提高競爭力，通過創新也好，通過稅收的扶持也好，通過結構性減稅也好。這也屬于“穩中求進”中“穩”的部分。

　　“實體經濟盈利空間受到擠壓，是我國宏觀經濟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明年一定要通過降低中小企業稅費、理順能源資源價格機制等方面，真正讓做實業的企業有奔頭。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產業‘空心化’。”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說。

　　今年中小企業經營難的問題非常突出，實體經濟經營環境惡化。不少資金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但由于沒有核心技術，實際上也沒有取得很好的業績，真正的盈利是通過委托貸款等形式，做新興產業實際上只保留了一個殼。

　　中小企業資金緊張最為突出的表現之一，就是個體經營投資總額出現大幅度下滑。今年1—9月投資總額同比回落了16%左右，部分中小企業停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原因在于：一是總量性貨幣政策收縮導致資金投放偏向性效應加劇，使缺少資本金、抵押品和資信的中小企業融資難；二是資源性原材料和基礎產品價格的上漲進一步壓縮了部分沒有轉型的中小企業的利潤，使其內源性資金來源更為緊張；三是大量資金流向泡沫領域。

　　分析認為，經濟泡沫的持續和數量性貨幣政策的調控，直接導致中國金融資源虛擬化，監管套利誘發影子銀行大行其道，中國金融資源的錯配與金融價格的扭曲快速惡化，資金對于實體經濟增長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經濟出現明顯分化虛擬經濟大量侵蝕實體經濟的利潤，上游壟斷性基礎產業大量侵蝕下游生產性產業利潤，大中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在融資環境和財務績效等方面發生分化。

　　因此孫立堅認為，目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源不在于貨幣政策收緊和成本上漲，而在于經濟泡沫和金融扭曲導致的套利收益遠遠大于正常經營的收益，導致中小企業資金搬家到泡沫領域。今后，金融機構應響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號召，把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和中小企業。

　　④宏觀政策

　　如何預調微調

　　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特別是要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范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的經濟工作必須統籌處理速度、結構、物價三者關系，特別是要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范經濟運行中的潛在風險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經濟發展和運行趨勢變化，準確把握宏觀調控的力度、節奏、重點。

　　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了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具體實施上，應當更側重于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通過財政政策引導信貸的投向，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向，把整個社會資金包括銀行的資金，引導到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引導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行業上來。”鄭新立說。

　　他認為，這樣既消化了銀行過剩的流動性，有利于緩解通脹的壓力，同時又把這些資金集中使用到轉變發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來，具體來說，就是把資金引導到戰略性新興產業、服務業、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海外投資上來。

　　“對明年的通脹壓力，我們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孫立堅說，當前，央行通過采取下調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釋放一定的流動性，然后有通脹則發行較大規模的央票來回收流動性。“我認為，這種辦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這種技術性操作對流動性規模的改變不大，但實際上給今后貨幣政策的操作預留了一定的空間。因為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已經到了一個難以上調的高度。明年在貨幣政策方面，我們還是要以穩為主，不能過于頻繁地使用貨幣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

　　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專家認為，采取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還有一定的空間，但當前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當前我國負利率的狀況還沒有改變，如果降息的話，可能會造成進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資金錯配。

　　湯敏認為，明年的通脹壓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脹與穩增長之間取得平衡，實際上有一定的難度。今年最后幾個月CPI雖然有比較顯著的下滑，但這其中有季節性因素，也有統計上翹尾因素逐步減小的原因。因此，物價調控的基礎還很不牢固。今后國際糧價可能繼續走高，大宗商品價格也可能繼續攀升，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也會上漲，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調控通脹的壓力仍然非常大。國內流動性過剩的問題還客觀存在，明年貨幣政策絕對不能放松。

　　貨幣政策不能放松，但是對中小企業和“三農”領域還是要網開一面。因此，貨幣政策必須更具靈活性和針對性。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表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相比今年還需要有一定的調整。比如，針對經濟增速可能出現下滑的態勢，要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尤其對中小企業的稅費一定要減免和規范，在流轉稅方面還可以出臺一些減免的措施。財政資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通過財政資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導產業結構調整。比如，財政資金可以更多地用于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并對這些行業的企業進一步減免稅收。

　　對于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分析認為，中央在清理和規范地方融資平臺的同時，不能對地方債務采取完全“封死”的做法，而是要采取疏導的辦法。目前我國地方債務規模并不算大，只要處理得當，風險完全可控。明年可在四省份試點自行發債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試點范圍，使得地方政府既能夠獲得正常的融資渠道，也可保證融資方式和規模更加公開透明。

　　“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跟外部經濟的互動非常密切，要靈活地針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及時做調整。2012年不確定因素比較多，走向不一樣，我們內部的調整也就不一樣。”巴曙松說。比如歐美會不會再次大規模啟動量化寬松？如果不啟動，經濟繼續回落，國內擴大內需的力度還要加碼；如果量化寬松，導致流動性泛濫，熱錢流入，就是另外的問題了，準備金率下調的空間就不大了，還得對沖。

　　（本報記者鄧建勝、李麗輝、沈寅、劉先云、熊建、林麗鸝、馬冰一集體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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