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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個進入災難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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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基輔的切爾諾貝利博物館副館長安娜卡拉列夫斯卡（音譯）說，科斯汀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最著名的攝影師，但拉斯卡佐夫（音譯）卻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第一個攝影師，作為核電站的專職攝影師，他在核反應堆爆炸當天就被允許進入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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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6年4月26日中午，也就是核反應堆爆炸數小時后，拉斯卡佐夫制作了一份關于受損核反應堆的視頻資料，并遞交給了在附近辦公的一個特別委員會。當天晚上11點，拉斯卡佐夫拍攝的照片也被遞交到特別委員會，但照片被有關當局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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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卡佐夫拍攝的照片只有兩張在1987年被公開發表，但卻沒有標注他的名字。在經過多年的癌癥折磨后，拉斯卡佐夫去年病逝，享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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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最危險的距離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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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5月12日，也就是核事故發生兩周多以后，蘇聯《真理報》首次刊登了核事故現場照片，照片由萊皮克（音譯）三天前在直升機上拍攝。“如果現在我被命令執行這樣的任務，我不會再答應了。因為人會輕易死掉，卻一無所獲。”現年65歲的萊皮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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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曾在距離核反應堆只有25米的地方進行拍照的攝影師祖法拉夫（音譯）死于核輻射引起的疾病，享年只有5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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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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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消息曾遭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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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爾諾貝利博物館珍藏著一幅具有辛辣諷刺意義的照片，年輕的婦女們行進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游行的隊伍中，她們微笑著，渾然不知災難就在她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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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后，當時的媒體沒有立即公布消息，但小道消息卻像長了腿一樣。人們紛紛傳言，領導們已經先將自己的親屬撤離了烏克蘭首都基輔，而當局仍然不顧顯而易見的災難，要求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游行如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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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核電站工人居住的普里皮亞特城，秘密就少多了。1986年4月27日，當地居民們看到了穿戴防毒面具的士兵。當時的救護車司機安納托利首先意識到這是一場災難。他連續兩班倒地工作，這幾乎讓他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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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納托利的妻子，現年62歲的柳德米拉回憶說，她當時問丈夫在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時為什么不先想想自己的家人。“不用擔心，”丈夫對她說，“祖國將會照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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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柳德米拉認為祖國辜負了他們，在核事故爆發的頭兩周，官方一直保持沉默，當局的冷漠成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不容忘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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