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性別結構失衡——

　　10年后，上千萬適齡男性“娶妻難”；30年后，平均每5人中就有1位65歲以上的老人，“婚姻擠壓之痛”與“未富先老”交織，影響社會安定和幸福感指數

　　進入不惑之年的錢芳時時感到一種壓力，因為要面對“2個人照顧4位老人”的無奈。

　　“我是獨生女，我先生雖然有一姐姐，但在國外。”錢芳說，“我們兩家老人均過70高齡，哪天誰病倒了，都夠我累的。”

　　隨著出生人口大幅減少，我國人口金字塔底座日趨縮小，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年齡結構開始失衡，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便是明證。

　　以國內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上海為例。盡管因外來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補充，上海短期內還不會出現用工荒，但全市養老機構和服務設施卻供不應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負擔加重。

　　據聯合國最新人口數據預測，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白發族以年均800萬人的增速壯大。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面對洶洶而來的老齡化態勢，“未富先老”的中國如不加快健全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人口結構迅速老化將“窒息”未來經濟的發展。

　　令錢芳擔憂的還有上小學的兒子：“不好好學習，將來都找不到媳婦兒。”無論身居北京還是回福建老家探親，錢芳發現，幼兒園和小學里的男孩明顯比女孩多。

　　“我國正迎來一個男性人口過剩的社會。”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介紹，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持續30年來，累積效應已現端倪。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資料推算，19歲以下年齡段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每年新進入結婚年齡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120萬。預計10年后，將有2400萬“剩男”面臨娶妻難。

　　“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帶來婚姻擠壓之痛。”田雪原說，當龐大的光棍大軍高唱“我想有個家”時，誰去慰藉他們苦悶的心靈？小康之家是小康社會的基礎，連個家都成不了，何談幸福感？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與人口老齡化交織，將加劇人口結構的不合理性，未來的社會階層結構、消費結構、組織結構等都將更為男性所主導，其深遠危害，不亞于上世紀中葉的人口膨脹。

　　人口地區分布失衡——

　　“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2050年全國流動人口將達3.5億人左右，留守農村的“三六九”人群將形成人口“洼地”，導致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

　　在我國對計劃生育管理末梢的設計中，全國6萬多個鄉鎮、街道都設有計劃生育辦公室，平均每個鄉鎮有6人左右，每個街道有3人左右。散落到每個社區，通常只有1人。

　　一線計生員王蕾管理的是北京市海淀區一個新建社區。小區住戶多是外地人，他們大多從事私營經濟，不管貧富，都不享受城市的福利，也不愿遵守城市的規則。

　　而這個群體恰恰是生育率較高的人群之一。作為北京市外來人口最多的一個區，海淀區300多萬總人口中，流動人口近1/4，高達80萬人。“在我們醫院出生的二胎，90%是外地來的。”海淀區婦幼保健院有關負責人透露。

　　“我們正進入一個‘流動時代’。”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表示，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拉動下，我國正經歷著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遷移。2009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達到2.11億人，2050年將達3.5億人左右。

　　在城市化大潮中，大批農村新增勞動力離鄉又離土，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聚集到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導致人口地區分布失衡。

　　這種分布失衡首先表現為人口過度向城市流動，給城市資源環境、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空前壓力。“十二五”期間，我國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0%，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流動人口市民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日趨突出，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難度加大。比如，流動人口的計生管理服務經費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據，大部分社會興辦的民工子弟學校條件差、教育質量低，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動人口未納入工傷保險范圍，未被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等。

　　這種分布失衡還體現在農村地區出現人口“洼地”，使新農村建設缺乏人口支撐。近年來，許多村莊已無剩余勞動力可以轉移，只有大批留守老人、婦女和孩子組成的“三六九”人群，新農村建設主體缺位。如果農村人口“洼地”局面不能得以改善，不遠的未來，城鄉二元結構或將無以立足，取而代之的將是積貧積弱的農村被喧噪的城鎮徹底“吸空”。如何克服“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是廣義人口均衡應當考慮的重要問題。

• 上一頁
• 1
• 2
• 3
• 下一頁
• 全文閱讀